当茉莉花香在阿拉伯世界弥散开来的时候，北京也绷紧了神经。诚然，在过去十年里，中国似乎成为了一个稳定的天堂。当十多个阿拉伯国家的非民主政权都摇摇欲坠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似乎找到了维持自己一党专政的方式，那就是向所有人许诺一个繁花似锦的未来。尽管阿拉伯世界的追求民主的呼声这次可能传到了中国，但是北京的应对方式再次暴露了，中国当局并不确定，在一个不稳定的世界里应该怎样维持本国的稳定。
在王府井大街上川流不息的游客忙于采购纪念品，当他们从警察拉起的警戒线旁边经过时，甚至很少有人投去好奇的目光。倒是外国记者成为了比散布"茉莉花革命"消息的中国异议人士更令安全人员头疼的人。即便如此，当我上周在和北京的一些人士谈话时，他们仍然不相信中国公民对消费的热情能够高过对民主的渴望。而这些人当中，越是接近共产党体系的人，对中国局势的担忧就越大，有些人甚至怀疑新的五年计划能不能有效地建立一个共产党所说的"和谐社会"。"期望值很高，但是局势发展仍然动荡。"--一名富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这样点评道。
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来说，经历发展的阵痛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中国的问题在于，共产党因为担当增长和稳定的唯一保障而受到好评，那么当逆流出现的时候，它也会首当其冲成为众矢之的。不仅如此，很多迹象表明，中国目前经历的并不仅仅是发展的阵痛，而是体制转变的一个巨大瓶颈。不管中国领导人口中的形势多么一片大好，但是中国的发展绝不平衡，而且生产能力过剩带来的体制增生导致修正弊端变得愈加困难。
北京对"茉莉花运动"的紧张程度除了体现当局对国家转轨的不确定性之外，也表现中国对海外市场的依赖性将使其在国家安全方面付出巨大代价。中国的公司早已在各种不稳定国家地区冒险进行投资。对于私人企业来说，这一直是逃避国内市场过于饱和的一个途径。而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则将欠发达国家视为满足其对资源和服务的巨大需求的捷径。在利比亚这样的国家，中国官方发放的贷款要远远超出中国企业投资的数额。
中国越是扩张其在海外的影响力，它就越把自己暴露在各种新的安全威胁之下。在过去几年里，已经有数十名中国侨民成为当地暴力的牺牲品，其中有一些攻击已经升级为对中国支持受争议政权的一种报复，比如苏丹、尼日利亚、乍得和埃塞俄比亚。好像不管哪里出现了暴力，中国总是自动地被推到了前线，而传统的低调战略似乎已经不再奏效。
这些内部和外部的要害在最近一段时间里互相交织起来，并且将越来越显露出传统的政治渐进主义、灵活政策和低调策略早已过时。现在，脆弱和不安会使一个政府作出两件事：它可能会尝试和其它力量联合建立新的协同组织，来减轻自己身上的压力；或者，它也有可能像历史一再重演的那样，收缩自己，转而求助于顽固的民族主义，或是把烫手山芋扔给别的国家。到目前为止，中国发出的信号是混杂不清的。中国支持国际刑事法庭就利比亚当权者战争罪嫌疑展开调查。但同时，它又强烈反对美国采取干预手段，以帮助"民主的胜利"散布到其它国家。
这样就谈到了中国要想加强国际合作来保护自己要害时首先遇到的一大障碍，那就是它和美国之间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关系。美国的强大实力对于中国来说曾经是十分有利的，因为这会减轻其他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但是现在形势已经发生变化，美国和其它大国发现，中国没有就自己的意图向它们发出准确的信号；而中国则认为美国在台湾问题、南海领土争端上--最主要的是在美国全球影响力的战略方面也没有向中国发出准确的信号。
这种不确定是过去几十年来双方战略利益冲突和各种政治对峙的产物。但中国把美国视为永恒的恶魔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同时加剧了这一不确定性。民族主义导致中国不能依赖其它大国来保护自己"伟大祖国"在海外的利益：因此，它急于向利比亚派遣海军舰艇和军用飞机以显示自己的实力。这也使得中国共产党将捍卫其建立政权的政治原则视为一种近乎神圣的职责。北京越是感觉到巨大的挑战，就越是会顽固地坚守这些原则。
民族主义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它把合作变得复杂化，激起民族主义的火花，在中国范围内加强这种爱国的热情。在私底下，中国的领导层和智库都强调必须和民族主义划清界限，呼吁将开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但是，由于新的不确定因素滋生的速度远远快于各种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取得共识的速度，改革常常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因此，所谓的"茉莉花运动"使得中国领导层对自己国家崛起的持久性产生了质疑，同时也表明，中国要想改变自己向着世界主宰者和全球利益大国方向的发展路线是多么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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