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何处去？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严家祺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距今一百年了，今天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但国内政治状况又回到为了辛亥革命前夕。人们发现，有悠久历史的中国老是摆脱不了它的古老传统——秦、汉、唐、宋、元、明、清，王朝不断兴起，又不断衰落。现在轮到“中共一党专政的王朝”了。在中国走向共和的一百年——辛亥革命一百年，“中国向何处去”再一次被提了出来，海内外愈来愈多的中国人在思考、在讨论，中国会不会发生“二次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一百年中国的变化辛亥革命一百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从“半殖民地”变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消除了军阀割据、实现了大陆的统一，在对外开放的同时，进行了工业革命和空前规模的城市化，中国已经从一个贫穷落后的“东亚病夫”变成了全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中国两极分化愈来愈严重，少数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了巨大的财富，在奥运、世界博览会和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掩盖下，中国多数人的贫穷状况，依然如故。在一百年的巨变中，政治领域中的专制统治在共产党统治下变本加厉，“党天下”的“新帝制”代替了封建王朝“家天下”的“旧帝制”。现在的中国，“共和国”早已名存实亡，而且成了“警察国家”，人民权利更加不受保障。

    中国工业、农业、科技和军事日益现代化，但“政治现代化”完全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社会经济自由化与政治上专制独裁的矛盾愈来愈严重。专制独裁造成的社会病态和社会溃败日趋恶化。一百年前，腐朽没落的大清王朝迟迟不进行政治改革，导致辛亥革命的爆发。辛亥一百年後，专制腐败的共产党王朝走上了大清王朝的老路，迟迟不进行政治改革，面对每年数以百万计的维权运动和人民抗议，用尽了各种残酷的暴力镇压，正在中国大地上引发一场新的革命性巨变。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到来的时候，愈来愈多的人感觉到，这场革命性的巨变，有着与“辛亥革命”相同的目标——废除帝制、走向共和，可以称之为“二次辛亥革命”。一场未来的革命，无法精确预测革命爆发的时间。这场将在二十一世纪爆发的革命，既有与“一次辛亥革命”相同的目标，又有不同于“一次辛亥革命”的新特征。这场革命，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行动，不是李自成、洪秀全、毛泽东领导的农民战争，不是推翻“家天下”的王朝。这场革命，是废除新帝制、走向新共和、建设新资本主义的革命。 
   
    中国不是共和国

    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有两次造成政权更迭的大革命——辛亥革命和共产党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和传统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共产党革命在中国大陆粉碎了辛亥革命的全部成果，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和新的“帝制”，造成了台海两岸的数十年的分裂。辛亥革命的第一个成果是“废除帝制、建立共和”，共产党革命却“重建帝制、废除共和”。一九八九年“六四”後，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中国不是共和国》（香港《明报》和《中国时报》，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我在这篇文章中说，对很多国家来说，专制政体早已成为历史上的东西了。人们总认为，只要推翻了皇帝或国王，专制制度也就不再存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表明，一个国家即使没有名义上的皇帝或国王，即使号称“人民共和国”，专制制度仍可能存在。共和国不容许任何人成为名义上的或实际上的帝王，不容许国家的最高权力终身由一人掌握。蒋介石带有“国民党王朝”帝王的色彩，毛泽东、邓小平完完全全是“共产党王朝”的帝王。辛亥革命的第二个成果是“开放党禁、设立议院”，共产党革命却建立了“一党专政”、设立了名为“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由共产党控制的、完全不能表达人民意愿的“表决机器”。辛亥革命的第三个成果是“开放报禁、新闻自由”，共产党革命却建立了严厉的“新闻管制”，在电脑普及的今天，实行严密的网路封锁。在大清王朝末期，人们要求制定宪法、要求设立议院、要求自由组党、要求废除帝制。辛亥革命後，废除了大清王朝的帝制，开始有了宪法，有了国会，有了选举，有了政党，但辛亥一百年後人们普遍认识到，宪法、国会、选举、政党统统丧失了原有意义，旧帝制没有了，中国却建立了一个没有皇帝头衔的“新帝制”。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是“一家的天下”，那么，今天的“人民共和国”则是“一党的天下”，是披着“共和”外衣的现代“王朝”和现代“帝制”。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共产党革命全部吞食了。        

拒绝政治改革的後果
   
中共王朝的改革開放，是大清王朝在十九世纪“洋务运动”的现代版。“洋务运动”因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而破产，引发了光绪帝的政治改革——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不同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主动作过两次政治改革。一是一九八二年憲法明文規定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連任最多一次；二是一九八七年趙紫陽領導下擬定了《政治改革總體方案》，這一方案得到鄧小平的認可，寫入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大政治報告。赵紫阳政治改革方案因“六四大屠杀”而被尘封。“六四大屠杀”後，中国一步步变成了一个拒绝政治改革、以暴力统治的“警察国家”。十九世紀以來中國變化的規律是：“大事件、大變革；中事件、中變革；小事件、小變革；沒事件、不變革。”“文化大革命”引发“改革开放”，“六四大屠杀”後，中国放弃马克思主义，开始资本主义化。如果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引发了戊戌维新，那么，可以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迫使慈禧太后实行新政。二十世纪初，慈禧太后派五大臣到欧美日本考察宪政、一九0八年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即九年後召开国会、推行宪政。清王朝末年，要求政治改革的请愿运动风起云涌。一九一0年，立宪派发动了要求“迅速召开国会”的四次大请愿。就像今天的维权运动一样，清末的请愿运动采取了和平、理性、非暴力方式，毫无越轨行为，但清政府把请愿人士视为“革党会匪”，不是押解请愿人士回籍，就是加以拘捕流放。

今日中国，把“稳定”看得高于一切。“稳定”只是“维护专制统治”的代名词。愚蠢的中国统治者不知道“稳定”有“动态稳定”和“塔顶稳定”之分。“自由民主法治和保障人权”造就“动态稳定”，对“上访人士”的截访，对维权人士、民主党人、法轮功的打压，与清末押解“请愿人士”回籍和对革命党人的镇压，如出一辙，在造就“塔顶稳定”的同时，引发革命。      

二次辛亥革命的目标
  
   一次辛亥革命的目标是废除帝制、走向共和。二次辛亥革命的目标是废除新帝制、走向新共和、建设新资本主义。     “旧帝制”的表现形式是“家天下”，“新帝制”的表现形式是“党天下”。废除新帝制就是要结束“一党专政”，建立民主政治。
     “旧共和”是辛亥革命建立的不牢固的“共和”，“新共和”是“联邦共和”。走向新共和，就是要实现台海两岸统一，把“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成新的、名副其实的“共和国”，联邦制是两岸统一的最好选择。
  
   “新共和”经济制度的基础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而且是“新资本主义”，即有明确“社会目标”的新资本主义。

   维权、上访、政治改革的道路一经堵塞，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就剩下军事政变和革命。军事政变在大多数情况下会使局势更坏，但军事政变可以造成突变，当一批有理想的军人掌握政变主导权时，军事政变就带有革命的性质。在从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无望的情况下，只有革命才能把一个国家引向光明。在大清王朝末年，请愿运动的失败和其后清王朝成立“皇族内阁”等一系列事件，使立宪派对清王朝从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绝望，纷纷转向革命。于是，爆发了辛亥革命。今日中共主要领导人，既没有毛泽东、邓小平气魄和能力，也没有胡耀邦、赵紫阳的爱心和智慧，就像清王朝“亡国”的摄政王载沣一样，意志力薄弱、智商低下、判断力不强、外交和国际金融知识贫乏，与外国首脑在一起时像“机器人”一般。一次次该作为时“不作为”、一件件僵化而愚蠢的决定，正在为中国出现第二次辛亥革命准备条件。辛亥革命後，在袁世凯接替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後一年，在中华民国的国会选举中，当国民党能以多数党组织“内阁”时，将要出任“内阁总理”的国民党人宋教仁遭到了暗杀。在这时，大规模军事行动和战争都会动摇幼弱的中华民国宪政基础。当大部分国民党议员主张“法律倒袁”的时候，孙中山主张“武力解决”，发起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动摇了宪政，为袁世凯後的军阀割据开辟了道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二次革命”，不是孙中山式的“二次革命”，而是继承一百年前辛亥革命的革命精神，“革”中国专制政治的“命”。如果说，第一次辛亥革命“革”掉了大清专制王朝的“命”，那么，可以说，第二次辛亥革命将“革”掉“一党专政王朝”的“命”——走向新的、名副其实的共和。“六四”一声枪响，把马克思主义送出了中国。中国名义仍称为社会主义，实际上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二次辛亥革命不会去改变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方向，而只有完善资本主义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把发展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的目标，共产党就有必要“正名”。当共产党的改革派在革命压力下主动地改变一党专政体制时，二次辛亥革命就可能会成为中国式的“光荣革命”。            

   建立民主政治中国从秦始皇以来，在政治制度上存在两大弊端：一是专制独裁，二是中央集权。由于这两大弊端，从秦始皇以来，中国一直有两大“循环”，一是“王朝循环”，二是“分合循环”。所谓“分合循环”，就是“分裂与统一的循环”。“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北洋军阀时代”以及今天“台海两岸两个政权”都属于“分合循环”的“分”的状态。在二十世纪，当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後，中国似乎进入了“共和时代”。然而，专制主义的阴魂不散，袁世凯、张勋、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充满帝王思想。今天的共产党政权是继“大清王朝”後的又一个“王朝”。“大清王朝”的政权在“爱新觉罗”一家一姓中更迭，是“家天下”的“王朝”，而蒋介石国民党王朝和共产党王朝则是“党天下”的“王朝”。

与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王朝一样，当王朝发生最高权力更迭、中央权力衰落时，中国各种“分离势力”就会抬头。从根本上打断中国两大循环、并使中国走上长期稳定发展的办法是：用“民主制”打断“王朝循环”，用“联邦制”融化“分离势力”，最终打断“分合循环”。

这里讲的“民主制”是指一种“国家制度”。民主不是万能的，不能解决一个国家的所有问题。对一个政党、企业或一个社团来说，因组建目的不同，可以实行从独裁到民主的各种不同制度。大海航行的舵手，不能靠民主产生，而政府的产生，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所谓“先‘党内民主’，後‘社会民主’”，是一种糊涂观念。在民主政治下，党政是分离的，“党”不能在“国家”和政府之上，“执政党”是取得并掌握政府行政权的党。对一个国家来说，最高行政权必须集中，这同“议会民主”可以并存，而“议会民主”，与“一党专政”、“党在国上”是绝不相容的。二次革命不同于一次革命，一次革命让清帝退位就算完成。二次革命不是更换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而是要从根本上革掉“党在国上”的体制，实现组党自由，把“一党专政”变为“两党政治”或“多党政治”。建立两党或多党制的、名副其实的共和国、最终结束“王朝循环”是二次革命的第一目标。        用联邦制统一中国

废除帝制，就是走向共和。“新共和”的“新”，一是名副其实和坚如磐石，二是“联邦共和”，就是要在联邦制基础上实现中国的统一。中国统一的前提是中国大陆开始民主化。一个专制的大陆，有可能武力统一中国，但不可能用和平方式与民主的台湾统一。当中国大陆有了言论自由和组党自由後，这时，才可能召开两岸、包括西藏、新疆流亡者代表在内的制宪会议，建立民主共和的“联邦中国”，使“联邦宪法”能成为人权的根本保障。联邦制是“中央集权”和“分裂割据”的对立物。中国的面积有960万平方公里，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很大。实行联邦制，将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限，西藏、新疆、内蒙、香港、澳门以及所有其他省区可以在“联邦中国宪法”允许的条件下制定各自的“宪法”或“基本法”，联邦中国将进一步促进地区自主地、多样化的发展，将解除“中央集权”给各民族、各地区的束缚，使各民族、各地区能够充分发展各自的特点，而经济上高度融合。民主、法治、富强、文明、统一而保持民族、地区的多样性就是“联邦中国”的特点。“联邦中国”的建立，将最终结束二千年来中国的两大循环——王朝循环和分裂统一循环。 

建设有“社会目标”的“新资本主义”

今日中国名义上还称为“社会主义”，实质上是比欧美十九世纪旧式的、落后的资本主义还要落后的、带有封建色彩的“资本主义”——这可以称为“专制资本主义”。这是一种私人财产不受保障的“资本主义”，这种“主义”，少数特权者可以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凭借政治权力和裙带关系攫取大量财富，同时“国家”可以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凭借政治权力随意掠夺人们通过劳动得来的财富。“专制资本主义”由于“权力介入市场”，是一种缺乏公平竞争的“权力裙带资本主义”。今日中国产生这种扭曲的资本主义，其根本原因是专制政治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只要专制政治不消除，中国的资本主义就会扭曲，就只能是“专制资本主义”。在这种“专制资本主义”下，社会变得愈来愈病态和溃败，在歌舞升平掩盖下的是一个个“悲惨世界”。今日中国还需要把“正名”提上日程。中国明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还要说自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明明是“专制独裁”，还要说自己是“社会主义民主”，中国明明把毛泽东时代的全部政策倒了过来，还要把毛泽东放在中国首都北京的中心，这种“名不副实”、“名实背离”，就是中国不讲是非、没有正义、“假冒伪劣”、“欺瞒诈骗”泛滥成灾的总根源。民主不是经济制度。二次辛亥革命的第三个具体目标涉及社会经济制度，要全面改善今日中国旧式的、落后的“资本主义”。中国在革除专制灾难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要避免走上今日西方的“金融寡头资本主义”道路，需要发展二十一世纪的新资本主义，即有明确“社会目标”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实质是建立在私有制和自由竞争基础上的。自由竞争的前提是“市场透明化”，除了少数“金融寡头”外，现代金融市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愈来愈不透明了，成了充满金融迷雾和金融欺诈的“雾市场”。“金融寡头资本主义”是一种用信息迷雾扭曲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由于中国没有对外开放资本市场，西方的“金融寡头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有限，对中国来说，“市场”主要是被“权力”分割，资本主义尚处在原始阶段，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首先要解除专制政治对它的束缚。

“旧资本主义”是在尽力满足“个人偏好”的同时追逐“最大利润”对主义，“国力增大”是“旧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结果，一般来说，“旧资本主义”并没有“社会建设的长远目标”。“福利资本主义”是一种受社会主义影响发展起来的、改良的资本主义，把一些“社会福利计划”纳入了资本主义中去。“社会福利计划”有好的目标，但降低了人们储蓄的兴趣、导致“超前消费”无限扩大，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成因之一。中国要建立的“新资本主义”不是走“福利资本主义”的老路，而是建立有明确“社会建设目标”又同时尽力满足“个人偏好”的“新资本主义”。“新资本主义”有三项要素：一是保障私有财产权，禁止和杜绝人类史上的“三大掠夺”——战争暴力掠夺、凭借国家政治权力的掠夺和金融欺诈掠夺。二是把“社会目标”——全社会的建设工程、环境保护、社区建设、儿童保护、社会弱势群体保护、民族团结与尽力满足“个人偏好”结合起来。三是“民主的资本主义”，是全球合作的、共同发展的资本主义。 

 民主大门要用“革命”来打开世界历史用大量的事实表明，在专制制度的土地上，民主是逐步成长的，但民主的大门需要用革命来打开。在英国，没有克伦威尔的革命和一六八八年的光荣革命，就不能打开英国民主的大门。在法国，在一七八九年革命後，经历了波旁王朝、七月王朝和路易·波拿巴王朝的复辟和几次革命，法国民主的大门才打开。在专制制度的土地上，革命与复辟、民主与专制总要经过若干次较量，民主政治才能稳固地建立起来。中国辛亥革命後一百年的历史，同样是革命与复辟、民主与专制反复较量的历史。袁世凯、毛泽东和“六四大屠杀”後的“江胡时代”，是辛亥革命後专制主义猖狂的三个时代。猖狂的高峰一过，迎来的就是衰败。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造成了辛亥革命後的又一次“权力和财产”的大转移，共产党革命剥夺了国民党权贵在大陆的财富、剥夺了许许多多勤劳致富的人的财富。而最近二十年的“江胡时代”，少数权贵家族利用政治权力掠夺了亿万财富。中国的高速增长是建筑在大量消耗中国资源、破坏环境和榨取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的。官场腐败、两极分化、司法黑暗、摧残人权、环境污染已愈来愈严重。慈禧太后当年还用“预备立宪”来推迟革命，而今日中国，维权运动、示威抗议此起彼伏，遍布中国。专制政权只能靠军队和警察来对付人民，企图把人民中的任何不满用暴力扼杀在“萌芽状态”中。中国今日的专制政权已经把人民视为敌人。

革命并不总是与“饥寒交迫的奴隶”连在一起，那是农民革命，是共产主义革命。许多革命是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在缺乏“制度化”的情况下发生的。革命不是少数人煽动起来的，革命是一种社会变革的需要。恩格斯就说过：“任何地方发生社会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立即得到胜利；但是，如果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愈来愈强烈，直到最后把它的枷锁打碎。”        

革命与改革的区别在于，改革是有当政者从上而下进行的，革命需要人民的广泛参与，需要从下而上的推动，革命是一场根本变革。激烈的革命将排除当政者，温和的革命往往借助于原来当政者的影响和力量，上下结合，实行变革。辛亥革命前的从上而下的改革，要保留君主、皇室及其他封建残余，而革命要求坚决清除这些东西。在今天，“单方向的”改革不可能改变“党在国上”、“一党专政”的体制，而二次革命要彻底革除“党在国上”、“一党专政”，要把“政治局凌驾在政府之上”的体制、要把“党政不分”、把受操纵控制的选举、把军队警察和公检法中的党委统统扫进垃圾箱。当共产党自己关上了政治改革的大门或搞骗人的假改革时，革命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了。现在的中国，正在蕴藏着一场大革命。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首先是为了发扬辛亥革命的革命精神。         

     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

     在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每到历史转折的关头，“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被提了出来。现在中国又到了历史转折的关头，愈来愈多的人卷入政治、关心政治。中国向何处去？现在重新提上议事日程。如何解决中国愈来愈严重的官场腐败和司法腐败？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中国今天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中国能部分回到毛泽东时代吗？民主有东西方之分吗？实行民主会给中国造成大动乱吗？“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是什么关系？是坚持一党专政，还是实行两党或多党政治？两岸统一能在“一国两制”下实现吗？未来中国是坚持中央集权，还是实行联邦制？实行联邦制会使中国分裂解体吗？这些争论、辩论，在大转变的关头，往往会导致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

     坚持一党专政的人说，民主就是有东西方之分。中国只能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不能实行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当中国愈来愈远离毛泽东时期的“社会主义”、两极分化愈来愈严重的时候，所谓的“社会主义”也愈来愈黯然失色。今天的中国，名为“社会主义”，实为“带有较多公有制残余的资本主义”。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和自由竞争的私人资本主义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而专制与民主，是两种对立的国家制度。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既可以实行专制统治，也可以建立民主政治。今天的中国，就是“专制资本主义”——“典型的专制主义”加上“不典型的、旧式资本主义”。十九世纪法国是资本主义大发展时代，在建立民主制度前，法国实行的是地地道道的“专制资本主义”。在希特勒统治下，德国宣称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实际上，实行的是“法西斯专制资本主义”。在专制制度下，最高权力不受制约，人民的权利不受保障。而民主政治，不僅是議會政治，而且是程序政治、政黨政治、責任政治、多元化社會的政治。民主要解決的是各級權力、特別是最高權力如何按民意定期地和平更迭的問題。愈是多元化程度高的民主社會，愈難形成固定的、長期的政治分裂。民主要造就国家长期的、动态稳定。美国的金融风暴不是民主造成的，一些亚非拉民主国家的落后现象，也不是民主造成的。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而不是“社会制度”。民主不是田园诗，但没有民主，人民就没有政治权利，动乱政变就会层出不穷，国家就没有长期的动态稳定。民主制度的具体形式，权力制衡的具体方式，在不同国家有所不同，而民主的实质，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民主需要与法治结合起来才能健康成长，民主使人民权利得到宪法和法律充分保障、使政府权力受到宪法和法律限制，但未来中国的民主制度，将是新型民主，中国可以采取新的权力制衡方式，不容政府权力侵害人民权利，同时保证政府在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和国家发展问题上强而有力。在中国要不要实行联邦制问题上，也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二次革命的具体目标之一是建立“联邦制”。反对联邦制的人会说，中国实行联邦制，会与苏联一样，导致分裂和解体，联邦制会使中国大卸八块。联邦制与民主一样，不是社会制度，而是国家制度。联邦制是一种国家结构形式，国家结构可以分为“单一制”、“复合制”两种形式。复合制国家又可以分为“联邦”和“邦联”。在“单一制”下，地方政府的权力是中央政府授予的。香港《基本法》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拥有“超过联邦制下‘州’的种种权力”，但《基本法》第二条明文规定，这些权力都是由北京的“全国人大”授予的。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是“单一制”国家的“一国两制”。

     联邦制是联邦整体与组成联邦的各个部分（邦、省或特别行政区）的一种分权关系。在联邦制下，组成联邦的“成员邦”（或称“州”、“省”、“区”），其权力来自宪法，中央政府本身不能单方面改变宪法。在联邦制下，成员邦、州的权力不受中央政府立法机关的支配。
   
在当代，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瑞士的国家结构，是典型的联邦制。德国、印度虽然也称“联邦”，但中央政府有非常大的权力，有人称它为“准联邦制”。

邦联不同于联邦。邦联是几个独立国家为了军事、经济等原因组成的国家联合。一般来说，邦联没有最高立法机关，也没有统一的军队、赋税、预算、国籍等。邦联不是国际交往的主体，而组成邦联的成员则是主权国家。邦联和联邦的重要区别在于，邦联是多国联合，邦联政府或机构并不对人民直接行使权力，而联邦是一个国家，联邦中央政府与成员邦政府都直接对人民行使权力。台海两岸和平统一的一种可行模式是“邦联式联邦”，这是带有“邦联”特征的“联邦制”。在这种联邦制下，台湾、西藏、香港等作为“成员邦”与联邦的关系将不同于上海、湖北、云南等省市与联邦的关系，将有更多的“自主权”。建立“联邦中国”的构想，并非始于今日。早在清末民初、辛亥革命前后，联邦制思想就传入中国。孙中山曾提出在中国实行“联邦制”的想法。一九一一年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大纲》，使最早期的中华民国带有“联邦制”的某些特征。北洋军阀时期的“联省自治”运动也促进了“联邦制”思想的传播。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早期也是联邦制的拥护者。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明确主张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使联邦制思想在中国重新抬头。二00八年发表的《0八宪章》提出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的主张，这是“联邦制”思想在中国再次抬头的最突出、最明显的标志。

苏联解体的根源是苏联本来就不是一个国家，“苏维埃”不是“国家”的名称，苏维埃联盟本来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联盟，苏联“一党专政”的结束，苏联的解体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了。联邦制的美国、联邦制的加拿大、联邦制的印度、联邦制的瑞士都没有解体。中国东西部经济、台海两岸经济的融合，将使民主的联邦的中国成为坚如磐石的统一国家。    “二次辛亥革命”是“和平革命”革命有暴力革命与和平革命之分。历史上许多革命是暴力革命，一六八八年英国的光荣革命和当代许多革命都是非暴力革命。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全国经济的密切联系，使太平天国和毛泽东式大规模的农民暴力革命不再可能。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革命会愈来愈不同于以往的革命。这场革命，不需要地道战、巷战，不需要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不需要地下工作、秘密串连，而需要依靠网路、依靠手机、依靠电视、依靠各种媒体的配合，这是一场广泛动员公民力量的革命、一场转变全国人心——包括共产党人、政府官员、军人和警察的人心的革命。一百年前为结束大清王朝的革命已不同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农民革命，是在清王朝的改革陷入困境，一次一次全国请愿、抗争後、清王朝统治者自信心日趋低落，一九一一年“皇族内阁”的成立更使清王朝失去人心，在这种情况下，清王朝就像在大风中的“沙雕”一样，迅速被吹散了。这是中国历史上暴力最少的一场革命。中共王朝外表由于奥运、世博和电视上的节日欢庆，而显得煦丽灿烂，但官场腐败和社会溃败使中共统治者同样失去了自信心。资本主义周期的规律开始在中国起作用，一旦有一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或者经济泡沫突然破灭，中共“一党专政”就会像烈日下的“冰雕”一样，将迅速融化。

为结束中共“一党专政”王朝的二次革命，将是一场和平革命。清王朝的历代帝王都是专制独裁者，也是专制独裁体制的维护者。光绪皇帝在变法维新时，就成了专制独裁体制维护者慈禧太后的敌人。然而，在清王朝行将灭亡之际，爱新觉罗·溥仪和袁世凯在革命当头没有成为“专制独裁体制的维护者”。在民国初期，袁世凯复辟帝制，就成了“专制独裁体制的维护者”。和平革命只有一个敌人：专制独裁体制或一党专政体制的维护者。和平革命是上下推动的全面变革。和平革命是最大限度团结、包容各种力量的革命。和平革命是网路革命。和平革命是传播普世价值的革命。和平革命是为结束专制的、有明确目标、依靠网络联系起来的公民力量的革命。中国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夕。中国的政治气温只要提高一度，“冰雕”就要融化。中国的革命将会由于经济形势的恶化或严重的突发事件而突然爆发。电脑、手机、电视、广播的普及，将使革命立即发生。为了实现二次辛亥革命的三大目标，中国需要公民力量的广泛动员，需要共产党改革派与专制派的决裂，与中国人民一起积极参与革除中国专制政体的伟大变革，为中国民主的光明前途奋斗。中国需要各民族的大团结，需要西藏流亡者和国内藏族同胞、国内外新疆的维吾尔同胞、在维护中国统一和联邦制的基础上，在发展民族团结友好的基础上，共同地妥善地解决西藏、新疆存在的各种问题。中国需要台湾的民进党人和国民党人的合作，与大陆人民一起，为结束大陆的一党专政、为台湾建设更好的政党政治、为在联邦制基础上实现两岸统一而共同努力。中国需要使“维权运动”合法化，把“维权运动”作为建设“法治国家”的推动力量，为维护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集会游行自由而共同努力，需要为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严重迫害而伸张正义。中国需要的是和平革命——广泛动员“公民力量”、非暴力的、上下推动的全面变革。中國是所有有不同信仰、觀點的人的中國，是藏人、維吾爾族人、蒙古族人、漢人和五十六個民族的中國。對中國人，不因他們的信仰、觀點不同而打擊、排斥他們。善待“天安門母親”和所有“六四”受難者、停止迫害維權運動和法輪功修煉者、釋放因信仰、觀點不同而監禁的人們、讓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回到中國、締結兩岸和平協定。   

   中国的前途充满光明

   中国对电视、网路和媒体的严密控制，使人们难于看到一个完整的中国。当海峡两岸“两个中国”正在“邦联化”时，中国大陆正在分裂为“两国中国”，一个是经济增长和竭尽奢华的中国，另一个是由冤民灾民访民组成的“悲惨世界”的中国。和平革命将把另一个中国放到光天化日下，和平革命将消除“两个中国”的对立、并把它们统一为“新资本主义、新共和、联邦制的中国”；和平革命是一场大变革，是全民动员、上下结合来共同革除阻碍中国进步的最大障碍——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的大变革。为了人类的五分之一、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为了废除辛亥革命後产生的“新帝制”，为了中国崛起而有利于东亚和平和世界和平，全中国人民联合起来，为驱除专制、恢复共和、保障人权、建立联邦、为改善中国今日原始落后的资本主义、建设二十一世纪的新资本主义而共同奋斗！

中国的前途充满光明。秦、汉、唐、宋、元、明、清、国、共的“王朝循环”行将结束，“联邦共和”也将最终结束“分合循环”。经过和平革命建立的联邦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未来岁月中，将成为民主、自由、富强、文明、充满地区多样性和创造力的中国，一个维护东亚和平和世界和平的中国。到那时，全世界会发现，超越宗教的儒家文明将成为连接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佛教文明、印度教文明、日本文明、东正教文明、犹太文明和其他文明的最好桥梁。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的民主化是对二十一世纪全球和平和发展的最大的贡献。

（香港《前哨》月刊2011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