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靈犀: 中國青年面對的挑戰

【 開放雜誌編按：埃及革命由知識青年發動，中國八Ｏ後留學生孔靈犀選擇從事青年工作。針對當前青年一代有關中國民主轉型的一些流行性的疑問，作出解答，表示他的願望。】

突尼斯、埃及等國家的變革再次重複了社會運動的基本模式，這對中國未來起著寶貴的借鑒作用，也能回答很多年輕人的疑問。

政黨不是社會轉型的必要前提

疑問一：埃及有成型的政治組織，如穆斯林兄弟會，而中國民間沒有獨立政黨，所以中國目前缺乏民主轉型的基本條件。

解答：是否存在獨立的政黨並不是轉型的前提條件。過去數十年發生的所有民主轉型，都曾經歷了一個或長或短的自由化階段，即停止政治迫害，放寬言論審查，允許集會、結社、組黨等等。自由化帶來公民社會的迅速甦醒，宗教團體、環保組織、婦權運動、行業協會等等都會快速蓬勃發展，並會向政府提出更多的要求、征服更多的空間。

這種「讓步──征服」的格局把人們逐漸從恐懼和麻木中解放出來，並從專注私利轉為關注不同層次、領域的公共事務。隨著組織的形成、集會和社會運動的興起，民眾匯集成更大的整體，並指向共同的目標──民主化。公民社會的甦醒使轉型被逆轉成為不可能，其間也同時產生著新的獨立的政黨，確定選舉、參與競選，並最終完成民主轉型的過程。所以中國目前缺乏成型、有規模的政黨，並不是民主轉型的必須，也不會阻礙它的到來。

民主轉型多由公共事件引發

疑問二：突尼斯與埃及的變革都是由年輕人主導的，他們有較為自由的空間，比如可以用Facebook等網路技術進行社會交流和串連，而沉悶壓抑的中國社會無法做到這點，且中國年輕人過分自私、物質化，缺少民主訴求，因此中國民間不具備民主轉型的動力。

解答：首先，沒有任何一個民主轉型的發生是基於大眾對權利意識的普遍覺醒，而共同提出政治訴求，往往都是由一個個公共事件所引發。比如波士頓傾倒茶葉事件導致英政府封港，進而引起全波士頓人民的憤怒，並蔓延全美，最終導致戰爭的爆發。突尼斯更是最近的例子。所以儘管中國年輕人看似自私、冷漠，但外部環境的巨大變化將讓他們迅速選擇參與歷史變革；甕安事件就是一個中小學生自發上街並焚燒數座政府大樓而引起的實例。

第二，政府由於無法在人數上佔優勢，也就無法在技術上做到真正的資訊壟斷與封鎖。儘管Facebook等被封鎖，但與之對應的還有人人網，百度貼吧，手機短信，以及用戶量數億的ＱＱ軟體和ＱＱ群。本土化工具所具有的廣泛動員優勢甚至比Facebook都要強大。

影響轉型過程動亂的元素

疑問三：突尼斯、埃及人口不多，因此民主化過程中沒有出現大規模饑荒和社會暴亂，但若在中國上演，則會伴隨著混亂、暴力、甚至大規模饑荒和民族問題的爆發。

解答：從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到最終實現第一次全國大選，此過程中有三個元素會影響社會問題的爆發：一、統治集團意識形態是否分裂？分裂將降低流血衝突的可能性並加快民主轉型的過程和陣痛；二、國際社會是否關注與支持（尤其是港、台社團）？他們的支持將加快公民社團的迅速興起，公民社會的甦醒將緩和社會矛盾，並形成有序、可控的力量；三、少數民族是否存在可控局面的領袖？領袖會讓憲政與聯邦成為各族人民共同的期待，而不會讓人民無序地將精力訴諸於民族衝突。

目前，新疆暫時沒有出現真正的領袖，但相對快速的轉型將大大降低動亂的可能。至於大饑荒，在辛亥革命、文革、全球各國的轉型（如印度與俄羅斯）中，都沒有發生過。當今科技的發展，以及民間救援能力高過政府救援能力的事實，都會克服轉型中的民生困難。

統治者內部分裂是轉型基本條件

疑問四：埃及軍隊拒絕開槍，並不代表中國軍隊不會開槍。中國的社會現實一遍遍告訴我們，執政黨會用所有方法捍衛既得利益，這就包括在必要時動用軍隊進行血腥的鎮壓。

解答：首先，統治階級內部意識形態的分裂是轉型的基本條件，在民眾運動風起雲湧時，它將直接影響統治集團內部激辯的結果。統治集團內部若無保守派與溫和派在意識形態上的分裂，則容易形成鎮壓的共識，同仇敵愾地共同面對老百姓的挑戰。二十二年前發生六四悲劇正是因為黨內缺乏足夠的分裂，軍方出身的政治強人鄧小平獨攬仲裁權。

從過去的羅馬尼亞、印尼等國到現在的突尼斯與埃及等國的轉型來看，統治集團表面統一而內部分裂的事實，決定了各方不同的選擇。幾個月前，本阿里或穆巴拉克若能預料軍隊會拒絕執行鎮壓的命令，他一定會採取各種手段，避免自己下台。齊奧賽斯庫當時也堅信軍隊會執行自己的命令，但他信念的落空，導致自己被審判、處死。這些說明，表面的統一常常掩蓋實際的分裂。從軍政領袖溫家寶與劉亞洲呼籲政改來看，中國黨內高層意識形態的分裂也是無法避免的。

綜上所述，中國統治階級內部思想分裂早已存在，民眾運動興起時，中國的行政、軍隊、警察、司法等體系將會各自重新評估自己的位置，做出最大化保護自身利益的選擇，並與包括民間在內的各方勢力互動中，形成新的格局。於是鎮壓的可能性便趨近於零。

中國青年勇敢面對轉型的挑戰

疑問五：突尼斯和埃及的變革，以及世界其他國家的轉型過程，年輕人都彰顯著重要的作用。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強則國強，比起當年的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中國現在太需要思想的升華與行動的意志，那麼，我們年輕人如何行動才能讓轉型更快的到來，使之更有序可控，最終讓國家變得更好呢？

解答：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不是一個流血暴力革命，當時很快各方都坐下來談判，進行預備立憲。只是後來清廷愚笨，宣佈皇族內閣、鐵路國有，迫使立憲派也加入革命，最後武昌起義，辛亥革命成功，整個過程並沒有多大的死傷。軍閥割據、二次革命才是死傷的開始。

百年前學子們經驗不足，知識匱乏，只是在各自專業領域接受了一些西方視角與訓練，沒有融會貫通各科智慧，從而無法在全局更高的視角上去理解國家所面臨的問題。百年後的今天，我們所面臨的挑戰有兩個：

第一個挑戰是：中國這一代絕大多數人因為教育和輿論封殺，沒有機會去了解吸收各國民主化的寶貴經驗，如第三波民主浪潮七十多個國家民主轉型過程中的發展、各派別的變化以及轉型後民主鞏固的種種方式。這導致很多人的盲目、迷茫和悲觀。我們需要通過深入的交流和分析，認清中國民主轉型的道路。

第二個挑戰是：我們這一代人多負面經歷，缺乏對構建美好世界的想像（vision）以及對領導品質的（virtuous leadership）核心價值的理解。而經歷過瘋狂文革的長輩們更是如此，有心報國的仁人志士們，折戟沉沙的太多太多──他們都有氣吞山河之志，但缺乏包容宇宙的胸襟。所以我們需要通過交流讓更多的年輕朋友們理解，我們整整一代人的成功，將取決於我們今後是否能夠把撕裂的社會重新彌補起來，撫平國家的創傷，並構建一個散發著創造活力的中國。這需要我們這一代更多的人，在秩序確定之後，深入不同的群體，去傾聽並服務於他們的正當訴求，並最終把他們納入一個弘揚古典精神價值的公民社會的重建過程中來。與此同時，還需要我們廣泛深入學習西方的智慧，用跨越文明的視角重新批判性地審視我們自己的文化傳統，並在碰撞中讓思想的火花點燃真正的創造之火。

我堅信通過溝通化解分歧、尋求合作與共識的公民價值，是我們在更大範圍內促進和平與繁榮的基石。在這個過程中，個人能力、素質和操守的提升先於所有思考與行動，所以在我看來，溝通、交流、批評與切實有效的行動無疑都是大家最寶貴的財富。

二Ｏ一一年二月十九日

【孔靈犀，中國青年基金會負責人，哥倫比亞大學學士。此文是作者〈燃燒中國青年的埃及夢〉一文的修改稿。聯絡作者：lingxi@gmail.com。推特@konglingxi。】

（原載開放雜誌網站二Ｏ一一年三月號）
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