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保胜
最近，刘自立先生就艾未未是否是后现代主义者发表文章，认为艾未未是典型的民主自由现代性争取者，与后现代主义无关。这篇文章，似乎是针对本人同在刘文发表的纵览中国上发的文章《艾未未—非政治的后现代主义艺术抗争》的。我觉得有必要再次澄清一下，因为这个问题对我们认识艾未未的更大价值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刘自立先生没有看清，我在文中一再指出：“艾未未是一个以后现代主义来追求中国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家”。后现代主义在他那里只是一个形式或者技术，但这个技术也是使他出类拔萃的根本原因，不然那么多追求民主自由的斗士，为何单单就是艾未未在民众中、尤其是年轻人中具有非凡的影响力。他的后现代主义方式，是给中国民主人权人士最大的启示。
我也多次在上文中指出，艾未未所追求的，是民主、自由、人权等现代性的主题，这是与西方后现代主义者诉求主题根本不同的，这个不同，也成就了他在中国语境下的独特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家地位。如果说，现代性是对中世纪黑暗城堡的颠覆，
那么后现代又是对民主自由大厦的再次颠覆。后现代对中国来说是奢侈，对国人来说，如何解构中世纪城堡才是迫在眉睫的任务。艾未未深谙此理，但对现代性追求的使命，不妨碍他采用后现代主义的方式和技术。这就如同中国这个大部分国土还没有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冒出那么多推特、脸书使用者一样。历史的吊诡就在于，在中国，有御用文人们运用后现代主义在为专制辩护、诋毁现代性的时候，也需要更多人拿起后现代主义的技术手段，来颠覆专制、确立现代性。
技术手段的时空变幻，的确让人对所处的历史时期的使命定位错乱。而艾未未之成功，就在于他充分将后现代主义运用在自己追求现代性的艺术实践中。推特成为他作为莎士比亚的写作，法院成为卡夫卡城堡，受难学生成为每天的生存标本，“去你妈的”“草泥马”“裆中央”“河蟹盛宴”都成为个体对权力的反讽。这一切不仅使当局瞠目结舌，也对海内外民主斗士们产生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极大震撼。正如我在《艾未未—非政治的后现代主义艺术抗争》文中写到的艾未未对我们的启示：
后现代主义方式的非中心化、破碎性、不确定性、无目的性以及游戏、反讽、无厘头、调侃等特征，大大降低了民众抗争的风险和成本，可动员最大多数人、尤其是追求时尚的年轻人参与。相对于现代主义特征的组党、宣言、游行、示威等目的性、精英化、知识分子化的政治活动而言，重视草根、户外、时尚、娱乐的后现代主义艺术抗争也许更适合这个时代。
后现代方式使那些追求现代性的运动更加年轻化、平民化、网络化、艺术化，这些方法，必将对其他现代性追求者产生振聋发聩的影响。这也就是艾未未在众多现代性追求者中脱颖而出的关键所在。当然，这也是艾未未伟大勇敢的抗争精神之外，给我们的更大启示，是他的更大价值所在。
刘文对艾未未的定位，不仅忽视了艾未未追求现代性的方法，也忽视了艾未未不同于其他追求现代性者的身份。艾未未首先不是刘晓波，更不是刘贤斌，就是民主自由在中国实现了，他也绝不会去争取当个国会议员什么的。也许在未来的民主中国，他同样是个颠覆者、反讽者，因为人的自由与体制的矛盾永无尽期。这就如同他在纽约时多次参与游行示威、多次尝试个体与权力的对抗到底能走多远。在中国，他对他人说，他这样做也是在体验一个个体针对一个体制到底能走多远。当然，他的中指指向天安门，同样也指向白宫。他无疑是个任何社会中的“颠覆分子”，永远是一个内心中持守自由、人的尊严和价值等价值观的“颠覆分子”。
不把艾未未定位为一个运用后现代主义技术的艺术家，不仅理解不了他的行为和思想，也会把他政治化后招来对他更大的惩罚。如果把艾未未单单定位为一个用现代性方法追求现代性的争取者，那我们就不能看出其特色，也使他所抗争的专制者加剧对他的迫害。在对艺术懵然无知的中国专制者眼里，艾未未是一个“颠覆国家政权者”、“敌对势力头目”，是一个比刘晓波、刘贤斌更加有危害的政治颠覆分子，但事实上我们看到，艾未未根本就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他就是一个在实践自己艺术理念的艺术家而已。所以中共当局抓错了人，不仅践踏了人权而且也践踏了艺术。而如果我们仅仅把艾未未定位为用传统方式追求民主自由的人权斗士的话，那我们就会犯与愚昧的当局一样的错误。
总之，我之认为艾未未是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抗争者、是以后现代主义方式来追求现代性的艺术家，最重要的是以他的生命行为展现方式来判断的，至于他的生命行为诉求的主题，当然是现代性。在中国这个类似中世纪的前现代国家，所有个体的大部分人的自由几乎被剥夺殆尽，而国人要追求的，真正是西方国家在16、17、18世纪启蒙运动、宗教改革运动所要追求的。现代性无疑是我们追求的重中之重。但是从艾未未身上，我们也看到了后现代主义方式对我们追求现代性时的巨大时代价值，这也是不能否认反而要尽力效法学习的。
——《纵览中国》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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