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第九章
作者：王天成
关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路径，晚清曾发生“革命”还是“改良”的激烈交锋。结果是，革命派占了上峰。1989年之后，这一争论以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的出版为标志，被重新激活。这次，总体上则是改良派取得了胜利。然而，细察一下会发现，这一争论具有很强的误导性。如果“革命”只是指传统的暴力革命，争论其实已经过时了，不过是在争执一个基本上属于虚拟而非真实的问题。这样说不是因为人民没有拿起武器推翻暴政的权利，那样的权利无疑是存在的。可是，生活在热兵器的时代，已经没有合适的武器进行暴力革命。
“在1985年波兰军管期间，米奇尼克在他的《狱中书简》里，回答了经常是西方记者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团结工会从一开始就声明放弃暴力？米奇尼克说他担心暴力革命可能扭曲民主运动的性质。再有，米奇尼克讲的很干脆：‘我们没有枪’。”（注1）没有枪，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暴力革命曾有过其时代，但那样的时代已然逝去。
但是，“革命—改良”之争之所以具有严重的误导性，不仅仅因为暴力革命在当今的时代已不现实，还在于它将人的思维导向、局限于两个极端——要么“革命”、要么“改良”，似乎只有这两种可能。
大家知道，在这场争论中，“改良优于革命”成为许多人的共识，可是“改良”如何才可能发生，亦即民主转型的动力机制在哪里呢？尽管不是所有的改良派都天真到以为改良会自动发生，但由于“革命-改良”论争的极端性，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被过滤掉了。结果是，不断有人呼吁、劝导政府改革，更多的人在等待、盼望政府改革，似乎这样下去，民主转型终究会发生。然而，民主转型是不能靠呼吁和等待而得来的。经验表明，如果没有足够的人采取实际抗争行动，一个臭名昭著的独裁政权也是可以长期存在下去的，被盼望的改革也许永远不会发生。
美国政治学家基恩?夏普（Jene Sharp）毕生致力于非暴力抗争研究，他在其最新著作《自我解放》中写道：“许多善良的人假定，如果他们足够强烈地谴责压迫，而且反对的时间足够长，所期待的变革就会以某种方式发生。这个假设是错误的。”（注2）
所以，本文在此着重讨论为什么不能将未来寄托在当权者的自我醒悟上，而必须通过非暴力抗争来争取自由、民主。不过，此一讨论仍然需要先回到暴力革命问题上。因为在“革命—改良”之争中，改良派取得了胜利，但是在相信政府不会自动改革的人中，仍然有人主张必须诉诸暴力革命（注3）。暴力革命思想的根源并不难找到。大家知道，共产党是依靠暴力革命起家的，它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影响了很多人。其政权之残暴、专横，长期以来对于异议人士、异议运动的严厉镇压，也在不断打击一些人对于非暴力抗争的信心。人们有一种普遍的无力感，有些人自然会想到只有暴力革命才有足够的力量打垮专制。
然而，应该清楚，暴力革命已不再是在当今时代的选择，它既不现实也不恰当。首先，前面说过，在这个热兵器时代，政府垄断了武器。所以，那些主张暴力行动的人，通常只是年复一年地谈论暴力的必要，散布对非暴力的不信任，却并没有条件发动暴力革命。其次，即使能找到某些武器、人员发起行动，也将很难避免是以己之短攻彼之长，面对的是对手绝对的优势。“独裁者几乎总是在军事硬件、弹药供应、交通运输和军队数量上居于优势。除了勇气外，民主派并非（几乎总不是）对手。”结果是，被残酷、野蛮地镇压下去（注4）。其三，正如许多论者早就说过的，即使暴力抗争取得成功，产生的也很可能是新独裁政权，以专制取代专制。这是因为军事行动会将资源集中起来，形成新的专断权力体系，造就可以实施专断统治的军事强人。回顾历史，英国的克伦威尔、法国的拿破仑，以及我国的袁世凯、蒋介石，都是这样的人物。
与暴力革命不同，非暴力抗争依靠的是民众自身的力量和资源。这决不是说可以轻易开展起有效的非暴力抗争，但是非常明显，力量、资源就潜在于每个人自身和周边。如果想采取非暴力行动，只要有决心和勇气，就不会找不到机会和相应方式。暴力行动为迅速、残酷的镇压提供了充分理由，但是非暴力行动却会使镇压陷入道德上的困境。军人、警察面对和平抗议人群，没有遭受伤害、死亡的风险，他们在是否要执行命令予以坚决镇压的时候，也相对更难以下决心（注5）。尽管非暴力行为也经常遭到镇压、惩罚，有时并且会受到严厉的镇压、惩罚，但是相对而言，参与者所承受的制裁、苦难风险，要比在暴力行动中小。由于这个原因，普通人相对而言更容易克服内心的恐惧加入进来。而一旦克服了内心的恐惧，将会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随着抗议人数的增加、抗议规模的扩大，镇压、统治机器将会失灵，统治集团将会被撕裂。那个时候，转型的时机就会来临,并且，在非暴力行动中，民众、社会的力量得到了积累、发展，这便为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巩固奠定了社会基础。
为了进一步说明非暴力抗争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在此要特别介绍基恩?夏普（Jene Sharp）关于政治权力的思想。他的著作对于一些国家人民争取自由的运动起过重要作用。在《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原理》中，夏普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政治权力并非内在于统治者，而是来源于社会。例如，被认为有权力发号施令，服从、合作或提供协助者所占的人口比例，为统治者提供服务的人的知识、技能，统治者所掌控的财产、经济资源、通讯工具等（注6）。而所有这些权力来源都依赖于人们的服从，它们正是独裁者的阿基里斯之踵（Achilles’Heel）：如果人们撤回对独裁者的服从、支持，就切断了其权力来源，专制政体就会陷入瓦解。
专制政权往往看起来非常强大、无懈可击，而反对派却显得极其弱小、没有效率和力量。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专制政权也是有弱点的。反对派应该发现、分析专制政权的种种弱点，集中攻击其弱点，以削弱对方、增强自身（注7）。为此，需要制定包括大战略（grand strategy）、战略（strategy）、战术（tactics）和方法（methods）在内的计划（注8）。非暴力抗争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夏普在《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原理》中就从过去的案例中总结出了198种方法，它们被归为“非暴力抗议和说服”、“非暴力不合作”、“非暴力干涉”三大类（注 9）。非暴力行动也会有伤亡，但要比暴力行动小得多。
夏普认为，非暴力抗争会以四种机制引发变革。其一是“转变”（conversion）,对方阵营一些人被镇压带给非暴力抗争者的苦难所感动，或者被非暴力抗争者所说服，因而接受抗争者的目标，但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非常小；其二是“容纳” （accommodation）,如果所涉事项不是根本性的，抗争者的要求在统治者看来并不具有威胁性，而且抗争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统治者可能会与抗争者达成一项协议平息事态，例如，许多罢工就是这样处理的；其三，“非暴力强迫”（non-violent coercion），统治者事实上失去了控制局势的能力，被迫接受抗争者的要求；其四，“瓦解”（disintegration）,统治者失去了任何控制能力，连投降的力量都不够，政权崩溃。（注10）
在过去数十年中，除却像葡萄牙那样的极少数例外，其他多数转型都由非暴力抗争所驱动或争取而来，这充分证明了非暴力抗争的力量。经常有人说，非暴力不合作并不适合于中国，因为统治者极其残暴。这是一种错误的见解。正如基恩?夏普所说，非暴力抗争适合于所有的专制政体；所有的专制政体都是有弱点的（注11）。如果说非暴力抗争不适合于特别残暴的专制政体，暴力抗争就更加不现实了。
在任何专制政体下，非暴力抗争都是困难的和有风险的，在有些专制政体下则更困难、风险更高一些。终结专制是人类面临的最复杂、艰巨的任务之一。在控制特别严格、抗争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不仅不应丧失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相反，应更加坚信必须诉诸非暴力抗争，研究其战略、战术、方法，拿出创造力和想象力。
事实证明，中国人是不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例如，针对政府对于游行示威的严密封杀，近些年来，维权人士发明了“散步”、“围观”的街头运动新方式。这符合非暴力抗争中的“迂回战术”（indirect approach）原理，亦即以当权者不便于采取严厉措施的议题、方式，撕开裂口（注12）。
就当今中国的情况而言，问题不在于是否应当坚持非暴力抗争，而在于如何使非暴力抗争更加有效。这就需要研习非暴力抗争的原理、战略、战术、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制定非暴力抗争的计划，走向“战略性非暴力抗争”（strategic nonviolent action）。相较于暴力行动，有效的非暴力行动是温和的，但决不是软弱的，它是一种强有力的“柔道”。
过去20年来，尽管一直有反对派在抗争，但由于不少人将希望寄托在依靠政府渐进改革上，还有不少人对非暴力抗争信心不足，因而对于非暴力抗争的战略、战术、方法研究探讨非常不够，这反过来又影响了不少人对于开展非暴力抗争的信心和决心。
不过，进一步讨论非暴力抗争的战略、战术、方法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建议读者仔细研读相关著作，特别是基恩?夏普的《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原理》、《从独裁到民主》、《自我解放》（注13）。我将转而对中国民主转型最可能在什么情境下发生，作一预测。为此，请读者先用下表重温一下1989年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抗议风潮。
表3 1989年《纽约时报》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运动的头条新闻
2月6日：（ 华沙）华沙开始与团结工会谈判
3月26日：（莫斯科）苏联人尝试1917年以来最自由的选举
4月2日：（哈瓦那）戈尔巴乔夫访问古巴，受到卡斯特罗拥抱
5月4日：（北京）催促中国民主，10万人突破警察封堵
5月13日：（地拉那）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表示国家将民主化但继续实行社会主义
5月13日：（北京）中国的民主英雄：戈尔巴乔夫
5月17日：（北京）100万中国人游行，加大压力要求变革
6月4日：（北京）军队进攻、镇压北京抗议者；数千人还击，许多人丧生
6月8日：（华沙）华沙接受团结工会的压倒性胜利和党的颜面扫地失利
6月11日：（北京）民主运动：结束了——暂时地
6月16日：（布达佩斯）领导1956年反叛的匈牙利人被当作英雄安葬了
10月15日：（西柏林）东德的运动被后继者超越
11月4日：（东柏林）50万人东柏林集会要求变革；移民被许可前往西柏林
11月20日：（布拉格）20万人布拉格游行，变革呼声高涨
25月25日：（布拉格）布拉格共产党领导人辞职；新党魁，48岁，一匹黑马；35万人集会欢呼杜布切克
11月26日：（布达佩斯）匈牙利举行42年中首次自由选举，避免了一场杯葛
11月27日：（布拉格）数百万捷克斯洛伐克人继续给党施压，两小时总罢工
12月4日：（布拉格）抗议集会重现布拉格，要求新政府下台
12月24日：（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军队在首都得手，但战斗仍在继续
来源：该表格取自查尔斯?铁利（Charles Tilly）《社会运动，1768-2004》（Social Movements，1978-2004），英文版第72页。
在当代中国历史中，1989年无疑是最令人刺疼、伤悲的一年。那一年，大规模的群众抗议开启了转型的契机，但最终与转型失之交臂，而在东欧被终结的则是共产主义，民主自由取得了胜利。那么，在未来中国，是否还要重现大规模的抗议才能再次获得转型的契机呢？我认为，中国民主转型只可能在两种情形下发生：一是社会的反叛导致控制成本大幅攀升、政府难以承受控制成本，也就是政府正在失去控制、如不顺应变革的要求将会失去控制的时候，此时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出温和派并取得相对的优势，开始政治上的开放；另一种情况是，在上述情形下，统治集团内没有及时分化出温和派，或者虽然分化了，但温和派并没有取得相对于强硬派的优势，结果，局势进一步变化，最终发生更大规模的抗议导致政权瘫痪、瓦解。
这里要顺便介绍一下英国一位历史学家对东欧国家转型的解读。提摩太?伽等?阿什（Timothy Garden Ash）曾长期在东欧作记者，是那个地区民主转型的现场目睹者。他认为，1989年发生在匈牙利、波兰等国家的历史性事件，是革命（revolution）与改革（reform）的混合。“有由统治的共产党内少数人领导的强烈和本质性的、‘自上至下’的变革因素，也有‘自下至上’ 的、关键性的民众压力因素”。所以，他将英文revolution(革命)和 reform(改革) 两个词合而为一，生造了一个词refolution（注15）。这个词在中文无法有对等翻译，所以，我在这里也生造一个词，将其译为“革改”。它的意思是：“革命＋改革”。我相信，中国不可能经由许多学者所想象的渐进改革建立民主，她需要一场革改。
在此，还要提到国际话语的一个新变化，就是“革命”再次在一些政治作品中流行起来。但是，流行的并不是传统意义的，也就是从美国《独立宣言》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两个多世纪中被普遍信奉的“革命”概念。传统意义的“革命”，其基本特征是以民众参与的暴力行动夺取政权来建立新制度。今天再度流行的“革命”概念，指的是通过大规模的和平抗议击败独裁统治，暴力并不是定义性特征。这一新的、当代的“革命”概念，最早或许应该追溯到1989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人，他们将自己终结共产专制的街头抗议称为“天鹅绒革命”（天鹅绒柔韧有力）。不过，使得这一新“革命”概念广泛传播的，主要是进入本世纪后为了推翻被操控扭曲的选举而发生在格鲁吉亚、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的大规模抗议（注16）。那些抗议一致被称为“颜色革命”，例如在格鲁吉亚被命名为“玫瑰革命”（2006年），在乌克兰则是“橙色革命”（2006年）。
本文第二章曾提到，精英人物的选择、策略对于民主转型的发生与成功至关重要。本节着重探讨了反对派或者说民间精英为什么要坚持非暴力抗争并使其更有效。下面将讨论舞台上的另一个关键角色统治精英的分裂。
注释：
1．胡平《非暴力抗争不适用于极权专制国家吗？》（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33期，2010年8月26日。http://is.gd/GB7BJd）。
2．Jene Sharp：Self-liberation: A Guide to Strategic Planning for Action to End a Dictatorship or Other Oppression,p.2(The 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2009)。
3．在我20余年的异议生涯中，我经常听到有人说没有暴力革命不可能推翻共产党统治。2008年初到美国后，我发现，“暴力”与“非暴力”是海外流亡民运人士聚会时最经常辩论的话题之一。
4．Jene Sharp：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 p.4(Albert Einstein Institute，2003)
5．Jene Sharp：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 (1973),p.753。甘地曾说：“一支曾踏过无辜男女尸体的军队，却可能无法重复这样的经历”（转引自Jene Sharp该书753页）。
6.参见Jene Sharp: 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pp.8-16。
7.参见Jene Sharp：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pp.21-25。
8.参见Jene Sharp：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pp.37-39. 他的最新著作Self-liberation则是专门讲述如何制定战略的。
9.参见Jene Sharp: 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Part Two。该书是迄今关于非暴力抗争最重要的著作，共分3卷，其中第2卷专门论述非暴力抗争的方法。
10.参见Jene Sharp：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pp.31-32；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pp.705-754。
11.参见Jene Sharp：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p.23、p.27。
12.关于迂回战术的论述，请参见 Jene Sharp: 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pp.495-496。
13.基恩?夏普（Jene Sharp）的著作是迄今关于非暴力抗争最权威、系统、富于启发性的论述，被译成30多种文字，对不少国家的民主运动产生过重要影响，值得所有追求自由的人士仔细阅读，本人在此强力推荐。他的著作有：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 (1973), Gandhi as a Political Strategist (1979), Social Power and Political Freedom (1980), Making Europe Unconquerable (1985), Civilian-Based Defense (1990),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 (1993, 2002, and 2003), Waging Nonviolent Struggle: Twentieth Century Practice and Twenty-First Century Potential(2005)，Self-liberation: A Guide to Strategic Planning for Action to End a Dictatorship or Other Oppression（2009)。
他的大部分著作都可以在爱因斯坦研究所（Albert Einstein Institute）网站上找到电子版，其中有些著作，例如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从独裁到民主》），已经被译成了中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点击这个链接下载英文和中文电子版：http://www.aeinstein.org/organizations892f.html。不懂英文的读者，可以请朋友帮忙下载中文电子版；也可以与我联系，我乐意效劳。
14.Timothy Garton Ash: We the People: The Revolution of 89,p.14.
15.同上。
16.参见Charles H. Fairbanks,Jr.: “Revolutions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18, Number 1 January 2007)。
2011年6月11日星期六
2011年6月9日星期四
六四二十二周年比利时纪念碑下面的茉莉白花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MYYrLxuzQ8
六月三日我告别荷兰赞达姆的朋友，一路风尘仆仆，转了好几趟车之后，就到了22年前六四学生，蹲过两年监狱的北京语言大学的毛晓敏同志的家里。他有三男一女四个孩子，老公是荷兰的社会学家。一直是默默支持毛晓敏同志。他们家有一只我很喜欢的，比利时纯种牧羊犬。这种犬是工作犬，许多境界都使用这样的动物。已经过去两年了，她还是认识我。毛姐家里杂草丛生，她说他多数的时光都用在和反共的事业上去了。他和一个大陆过来正在申请政治庇护的小王制作了一个反共的网站叫做反共网站。旗帜鲜明。
六月四日，我们一行人到比利时布鲁达尔自由大学举行第一六四纪念活动。比利时自由大学，地势高低错落，很有道家的自然和谐、“撇開所有來自政治的、宗教的權威束縛，專門研究人世間最大的問題，並努力鑽研出原始的真和善－－這是我們這所大學的信條，並且這也是它為什麼存在的理由”。這句話是希爾德‧沃哈根(Theodore Verhaegen)律師在國王利物浦一世（King Leopold I)面前說明ULB大學的使命，同時，這也是荷語布魯塞爾自由大學(VUB)所信奉的圭杲，強調給學生一個自由的空間是這兩所大學所重視的。
辛灏年:批判保共改良 完成辛亥革命
主持人：中国的民主革命或者叫国民革命实际上已经一百年了，所以刚才你讲坚持了一百年了，我觉的讲的是非常对的。我觉得我们这一代还是非常幸运的，是因为这个一百年，就要开花结果了。所以我们这一代应该是要来完成国民革命的了。对于“国民革命”的概念，还有争“谁是新中国”，这个概念上的厘清，大家都知道，辛灏年教授是作了最基础、也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一个非常深厚的工作。而且辛老师，我想这里有很多演讲高手，但是辛老师可能是更高的高手。现在就请辛老师上来（鼓掌） 。
辛灏年：我今天真的是挺激动，内心里面的冲动不断，因为在我的脑海里，不断地在问着自己，“今天，我究竟该讲什么？”我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很多朋友听过我讲演，或看到过我讲演，他们不知道我在背后花过很多的功夫，付出过许多的汗水和心血。可是，这一次我是真没有打算讲话。当伯桥、从德他们这些年轻的朋友来找我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当你们像我展示这个纪念会的标题时，我的心潮就已经是开始澎湃起来了！在座的朋友们，你们可知道，我盼望这个会已经盼望了整整十七年，十七年了！因为一九九四年我从大陆出来，当时就想着，到了海外，自由了，就可以讲革命了。可是就像我的师母刚才讲的那样，事与愿违……
在我的回忆里面，应该说，八十年代初像我这样的「老三届」，大多数人心里都明白一个东西，那就是当中国共产党开始推动它那个旨在“长治久安”的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就互相说，或者在心里对自己说：“晚清的洋务运动又开始了！”
一九八九年，当我们那些可爱的学生，北京可爱的市民，和我们中国的许许多多可爱的民众走上街头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已经暗暗的在担忧着：“晚清的戊戌政变可能又要发生了！”果然，一个企图用屠刀来斩断人民革命的君王，和一个企图用改革开放来维护自己专制统治的君王的下场，都是一样的，甚至连手段和过程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个过程就是“从改良到革命”，或“改良必然诱发革命”。
我刚才说了，我真的没想来讲演，因为在他们要我发言的时候，我心里想，我听吧，我已经讲得太多了，太多了。现在我要听朋友们讲，我盼这个会盼了很久了，今天可是我十七年来的一次最大满足。因为今天是我来海外第一次听到这么多人在讲革命、讲民主革命、讲推翻共产专制统治的当代中国民主革命，并且要与中国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传承起来，就是“继往开来”（鼓掌）。谢谢。
我想告诉大家，我今天只想讲几句感性的话。过去讲理论、讲学术，已经讲得太多了。我今天会比较感性，因为我真地很激动。因为：
辛灏年：我今天真的是挺激动，内心里面的冲动不断，因为在我的脑海里，不断地在问着自己，“今天，我究竟该讲什么？”我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很多朋友听过我讲演，或看到过我讲演，他们不知道我在背后花过很多的功夫，付出过许多的汗水和心血。可是，这一次我是真没有打算讲话。当伯桥、从德他们这些年轻的朋友来找我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当你们像我展示这个纪念会的标题时，我的心潮就已经是开始澎湃起来了！在座的朋友们，你们可知道，我盼望这个会已经盼望了整整十七年，十七年了！因为一九九四年我从大陆出来，当时就想着，到了海外，自由了，就可以讲革命了。可是就像我的师母刚才讲的那样，事与愿违……
在我的回忆里面，应该说，八十年代初像我这样的「老三届」，大多数人心里都明白一个东西，那就是当中国共产党开始推动它那个旨在“长治久安”的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就互相说，或者在心里对自己说：“晚清的洋务运动又开始了！”
一九八九年，当我们那些可爱的学生，北京可爱的市民，和我们中国的许许多多可爱的民众走上街头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已经暗暗的在担忧着：“晚清的戊戌政变可能又要发生了！”果然，一个企图用屠刀来斩断人民革命的君王，和一个企图用改革开放来维护自己专制统治的君王的下场，都是一样的，甚至连手段和过程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个过程就是“从改良到革命”，或“改良必然诱发革命”。
我刚才说了，我真的没想来讲演，因为在他们要我发言的时候，我心里想，我听吧，我已经讲得太多了，太多了。现在我要听朋友们讲，我盼这个会盼了很久了，今天可是我十七年来的一次最大满足。因为今天是我来海外第一次听到这么多人在讲革命、讲民主革命、讲推翻共产专制统治的当代中国民主革命，并且要与中国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传承起来，就是“继往开来”（鼓掌）。谢谢。
我想告诉大家，我今天只想讲几句感性的话。过去讲理论、讲学术，已经讲得太多了。我今天会比较感性，因为我真地很激动。因为：
辛亥革命的侠义精神和未来民主抗争模式
—— 在纽约《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与中国当代民主革命-纪念“六四”二十二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
作者：韩连潮
各位好，我今天发言的主要内容是回顾辛亥革命中的侠义精神，及其特殊的斗争方式，探索未来民主抗争模式。
大家知道，侠义精神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几千年来，侠客义士们舍身取义，为民除暴，替天行道，伸张正义， 平人间不平事，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侠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粹，是华夏的灵魂。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正是承传和发扬光大这种精神的一个独特的群体。
侠义精神在辛亥革命中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即：参与者不再是飞檐走壁的武林高手，而是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受过良好教育的斯文人，其中不少人是留学生和基督信徒。他们将传统任侠基于个人恩怨的仇杀，转化升华为民族大义和爱国主义的斗争，视死如归，前赴后继，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出了悲壮英雄的一幕。
从广义上说，辛亥革命的参与者都属于任侠的范畴。从狭义上说，辛亥革命任侠是指那些以专以政治暗杀为特殊抗争手段的人士。其代表人物有孙中山、黄兴、史坚如，吴樾、蔡元培、陈独秀、汪精卫、徐锡鳞、秋瑾、温生才等人。
新侠义精神的首倡者是谭嗣同，他在国势日下的情况下，力倡全民发扬勇敢无畏侠义之精神和尚武之风气，以此废除专制，振兴民族雄风。第一个实践新任侠精神的是史坚如，他是一位体弱多病、貌若处女、举止文静的富家子弟，但是为了唤醒民众，鼓舞士气，他义无反顾，于1900年挖地道，埋炸药，谋刺清两广总督德寿。就义前壮言：中国专制如千年破屋，必须彻底推翻！另一位将新任侠精神付诸行动的是吴樾，他极力主张用政治暗杀手段，行为天下除害之大义，为同胞复九世之仇，他誓言一“宁牺牲一己之肉体。。。化一我为千万我，前者仆而后者继，不杀不休，不尽不止。1905年，吴樾炸杀清朝五大臣，其侠义壮举，极大地震撼了清廷，让贪官污吏们惶惶不可终日。还有一位新侠徐锡麟，他于1907年射杀巡抚恩铭。被捕后审问时问他为何杀厚待于他的抚台。徐答，抚台厚我系属个人私恩，我杀抚台是排清公理，为同党报仇。女侠秋瑾也是可歌可泣侠义肝胆的光复英雄。
作者：韩连潮
各位好，我今天发言的主要内容是回顾辛亥革命中的侠义精神，及其特殊的斗争方式，探索未来民主抗争模式。
大家知道，侠义精神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几千年来，侠客义士们舍身取义，为民除暴，替天行道，伸张正义， 平人间不平事，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侠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粹，是华夏的灵魂。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正是承传和发扬光大这种精神的一个独特的群体。
侠义精神在辛亥革命中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即：参与者不再是飞檐走壁的武林高手，而是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受过良好教育的斯文人，其中不少人是留学生和基督信徒。他们将传统任侠基于个人恩怨的仇杀，转化升华为民族大义和爱国主义的斗争，视死如归，前赴后继，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出了悲壮英雄的一幕。
从广义上说，辛亥革命的参与者都属于任侠的范畴。从狭义上说，辛亥革命任侠是指那些以专以政治暗杀为特殊抗争手段的人士。其代表人物有孙中山、黄兴、史坚如，吴樾、蔡元培、陈独秀、汪精卫、徐锡鳞、秋瑾、温生才等人。
新侠义精神的首倡者是谭嗣同，他在国势日下的情况下，力倡全民发扬勇敢无畏侠义之精神和尚武之风气，以此废除专制，振兴民族雄风。第一个实践新任侠精神的是史坚如，他是一位体弱多病、貌若处女、举止文静的富家子弟，但是为了唤醒民众，鼓舞士气，他义无反顾，于1900年挖地道，埋炸药，谋刺清两广总督德寿。就义前壮言：中国专制如千年破屋，必须彻底推翻！另一位将新任侠精神付诸行动的是吴樾，他极力主张用政治暗杀手段，行为天下除害之大义，为同胞复九世之仇，他誓言一“宁牺牲一己之肉体。。。化一我为千万我，前者仆而后者继，不杀不休，不尽不止。1905年，吴樾炸杀清朝五大臣，其侠义壮举，极大地震撼了清廷，让贪官污吏们惶惶不可终日。还有一位新侠徐锡麟，他于1907年射杀巡抚恩铭。被捕后审问时问他为何杀厚待于他的抚台。徐答，抚台厚我系属个人私恩，我杀抚台是排清公理，为同党报仇。女侠秋瑾也是可歌可泣侠义肝胆的光复英雄。
茉莉花开祭“六四”/吴玉琴 廖双元
烛光纪念“六四”
去年10月，我们夫妇来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这是我们在1989年“六、四”过后20多年来再次踏上这片充满血腥的土地。由于是国庆黄金周，天安门广场是布满了形形色色的公安警察，每一个进广场的通道都设置了安检，中共为了“稳定压倒一切”的宗旨，是把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当敌人防范的。
20多年来，我们在梦中曾无数次的回到过天安门广场，但坦克沉重的碾压声和机枪的射击声却时时让我们在梦魇的伤痛中惊醒，那血腥的一幕幕时刻盘桓在我们的脑子里使我们窒息！
今年是“六、四”22周年的日子，从网络出现号召星期天（2月20日）在13个城市发起“茉莉花革命”之后，这一并未得到证实的消息已经使中共当局如临大敌。为了防范我们贵州人权研讨会举行活动，2月18日，我们大多数人被强行带走软禁长达1个月之久。多次或5天、或1周的软禁我们，并长期监控和跟踪我们至今。这一次为防我们举行纪念“六、四”的活动，甚至在我们周五聚会的活动现场，国保人员公然要生拉活扯强行带走我们的人。
可是人们呼唤自由的空气是难以禁锢的，说出历史的真相，让无数惨死在天安门广场的冤魂得以安宁，为所有的“六、四”受难者向中共当局讨一个说法，我们肩负着义不容辞的强烈使命感！揭示“六、四”真相，让更多的老百姓了解实情，把纪念“六、四”作为一个日常的事来做，直到中国政府能够直面现实，昭雪惨死在天安门广场的“六、四”冤魂，赔偿因“六、四”事件而坐牢的受难群体。
茉莉花革命的浪潮犹如滚雪球般的漫延，中东、北非、西亚一大批国家出现的民众运动，向民主转型成了整个国际社会不可逆转的大趁势。茉莉花革命的空前影响力波及到中国，使得中共现政权产生了极度的恐慌！由此而更加变本加厉的大规模打压异议人士、维权人士，还有文化界人士，像艾未未、冉云飞等这些人。
我们生活在这个叱咤风云的时代，我们并非生不逢时？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就是要监督和促使这个政府给予中国人民最基本的人权，决不能让专制独裁者把《联合国宪章》搞成一堆废纸。从茉莉花革命以来，多米诺骨牌继续在一块块地倒下，任何专制极权政府都难以逃脱它崩溃和灭亡的命运！
民主浪潮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谨以此文悼念22年前惨死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及同胞们！
2011年5月27日
首发《维权网》
去年10月，我们夫妇来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这是我们在1989年“六、四”过后20多年来再次踏上这片充满血腥的土地。由于是国庆黄金周，天安门广场是布满了形形色色的公安警察，每一个进广场的通道都设置了安检，中共为了“稳定压倒一切”的宗旨，是把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当敌人防范的。
20多年来，我们在梦中曾无数次的回到过天安门广场，但坦克沉重的碾压声和机枪的射击声却时时让我们在梦魇的伤痛中惊醒，那血腥的一幕幕时刻盘桓在我们的脑子里使我们窒息！
今年是“六、四”22周年的日子，从网络出现号召星期天（2月20日）在13个城市发起“茉莉花革命”之后，这一并未得到证实的消息已经使中共当局如临大敌。为了防范我们贵州人权研讨会举行活动，2月18日，我们大多数人被强行带走软禁长达1个月之久。多次或5天、或1周的软禁我们，并长期监控和跟踪我们至今。这一次为防我们举行纪念“六、四”的活动，甚至在我们周五聚会的活动现场，国保人员公然要生拉活扯强行带走我们的人。
可是人们呼唤自由的空气是难以禁锢的，说出历史的真相，让无数惨死在天安门广场的冤魂得以安宁，为所有的“六、四”受难者向中共当局讨一个说法，我们肩负着义不容辞的强烈使命感！揭示“六、四”真相，让更多的老百姓了解实情，把纪念“六、四”作为一个日常的事来做，直到中国政府能够直面现实，昭雪惨死在天安门广场的“六、四”冤魂，赔偿因“六、四”事件而坐牢的受难群体。
茉莉花革命的浪潮犹如滚雪球般的漫延，中东、北非、西亚一大批国家出现的民众运动，向民主转型成了整个国际社会不可逆转的大趁势。茉莉花革命的空前影响力波及到中国，使得中共现政权产生了极度的恐慌！由此而更加变本加厉的大规模打压异议人士、维权人士，还有文化界人士，像艾未未、冉云飞等这些人。
我们生活在这个叱咤风云的时代，我们并非生不逢时？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就是要监督和促使这个政府给予中国人民最基本的人权，决不能让专制独裁者把《联合国宪章》搞成一堆废纸。从茉莉花革命以来，多米诺骨牌继续在一块块地倒下，任何专制极权政府都难以逃脱它崩溃和灭亡的命运！
民主浪潮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谨以此文悼念22年前惨死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及同胞们！
2011年5月27日
首发《维权网》
民运后的大学生郭保胜是如何走上民运之路
自由亚洲电台2011-06-08报导
郭保胜1990年进入北京人民大学哲学系读一年级，那时89民运已经过去，但他却因为追究“六四”真相两次被捕坐牢。近日他在美国参加“六四”22周年纪念活动时指出：89民运不仅仅属于89一代的学生，也属于89后任何一代学生，属于所有的中国人。
图片：郭保胜参加旧金山“六四”22周年纪念活动。（CK提供）
郭保胜1990年一进学校，就被送去军训，让“六四”屠杀学生的解放军洗脑。
解放军告诉他们：参加89民运的学生都是颠覆中共政权的暴徒。
但是郭保胜说：“我们回学校后，跟高年级同学有很多接触，他们告诉我们事情的真相，我们才看到当时中共是多么的残酷，我感到我们这一代人是受骗了。我觉得我们应该继承1989年学生的斗争精神，我们一定要纪念‘六四’。”
郭保胜就读的是人民大学哲学系。当时已经被学校停止所有教学活动的“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和蒋培坤夫妇，便是哲学系的教授。不久郭保胜到丁子霖家拜访。
他说：“丁子霖老师一见我，就问我是那一年出生的。我说1972年，她说你跟我的孩子同岁。她的孩子蒋捷连就是‘六四’在木樨地被打死。丁子霖带我去一间很小的屋子，那个屋子是为她儿子设的灵堂，挂着蒋捷连的照片。”
与丁子霖夫妇接触，郭保胜了解到更多“六四”真相，明白了更多民主运动的道理。他参加了人大同学的读书社，并散发纪念‘六四’的传单。
他说：“我对他们两人非常尊敬，他们没有完成的任务，已经落到我们的肩上。当时我们把人大读书社坚持下来。我们邀请学者在人大、北大、北师大进行演讲。”
郭保胜因为关注和追究“六四”真相，参与民众维权和民主运动，两次被捕坐牢，却不改继承和坚持89民运精神的决心。
他说：“我们虽然不是89民运的亲历者，但我们要继承遗志。1989年不仅属于当时的学生，也属于89后的学生，属于任何一代学生；不仅属于学生，也属于所有中国人。”
郭保胜是一名基督徒。2009年来美国修读神学，并加入中国民主党，担任旧金山党部主任委员。今年的旧金山“六四”22周年纪念活动，他是主要组织者之一。
本文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郭保胜1990年进入北京人民大学哲学系读一年级，那时89民运已经过去，但他却因为追究“六四”真相两次被捕坐牢。近日他在美国参加“六四”22周年纪念活动时指出：89民运不仅仅属于89一代的学生，也属于89后任何一代学生，属于所有的中国人。
图片：郭保胜参加旧金山“六四”22周年纪念活动。（CK提供）
郭保胜1990年一进学校，就被送去军训，让“六四”屠杀学生的解放军洗脑。
解放军告诉他们：参加89民运的学生都是颠覆中共政权的暴徒。
但是郭保胜说：“我们回学校后，跟高年级同学有很多接触，他们告诉我们事情的真相，我们才看到当时中共是多么的残酷，我感到我们这一代人是受骗了。我觉得我们应该继承1989年学生的斗争精神，我们一定要纪念‘六四’。”
郭保胜就读的是人民大学哲学系。当时已经被学校停止所有教学活动的“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和蒋培坤夫妇，便是哲学系的教授。不久郭保胜到丁子霖家拜访。
他说：“丁子霖老师一见我，就问我是那一年出生的。我说1972年，她说你跟我的孩子同岁。她的孩子蒋捷连就是‘六四’在木樨地被打死。丁子霖带我去一间很小的屋子，那个屋子是为她儿子设的灵堂，挂着蒋捷连的照片。”
与丁子霖夫妇接触，郭保胜了解到更多“六四”真相，明白了更多民主运动的道理。他参加了人大同学的读书社，并散发纪念‘六四’的传单。
他说：“我对他们两人非常尊敬，他们没有完成的任务，已经落到我们的肩上。当时我们把人大读书社坚持下来。我们邀请学者在人大、北大、北师大进行演讲。”
郭保胜因为关注和追究“六四”真相，参与民众维权和民主运动，两次被捕坐牢，却不改继承和坚持89民运精神的决心。
他说：“我们虽然不是89民运的亲历者，但我们要继承遗志。1989年不仅属于当时的学生，也属于89后的学生，属于任何一代学生；不仅属于学生，也属于所有中国人。”
郭保胜是一名基督徒。2009年来美国修读神学，并加入中国民主党，担任旧金山党部主任委员。今年的旧金山“六四”22周年纪念活动，他是主要组织者之一。
本文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2011年6月8日星期三
四川大学生六四撒反共传单 港警方阻扰市民维园集会
四川大学生六四撒反共传单 港警方阻扰市民维园集会（图，视频）
2011-06-07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c-06072011094913.html
海外媒体报导，六四前夕四川师范大学学生在主教学楼撒下许多要共产党下台的传单。今年香港支联会举办的烛光晚会大批市民参加，警方被投诉限制人流入场导致市民不便。
图片：四川师范大学学生在主教学楼撒下许多要共产党下台的传单(明镜网）
中国政府虽然极力封锁六四真相，在他们掌握的所有媒体上回避这个日子、这段历史，但大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长辈口中，更通过网络了解了那场民主运动的事实和意义，也逐步看清所谓盛世中国景象背后的本质。
据海外明镜网星期天的报导，四川师范大学90后学生响应网上中国茉莉花革命组织号召，6月3日那天在主教学楼上撒下大量传单，上面写着：“共党下台，人民翻身”等字样，传单还指责中共以革命的名义杀人；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以和谐的名义封口。明镜网还配发了传单飘下及许多学生在大楼前拾取观看等照片。
该网还称，更早前，在5月31日有学生曾升起了一个巨大的气球，上面写有“共党下台，人民翻身”引来无数学生驻足围观和巨大反响。
本台记者就此致电四川师范大学查询。
记者：“之前看到网上说四川师大，前几天飘着一个气球，上面写着‘共党下台，人民翻身’还有很多传单，很多学生都在前面看传单。”
接听人员：“传单呀？不知道啊，我们学校没有….不知道，不清楚啊！放假期间我们辅导员全部都在值班嘛。”
记者再致电其它校区查询，但接听人员仍表示，对此并不知情。
而据明镜网报道，中国茉莉花革命组织为了测试向他们传去信息和图片的朋友是否真是学生，曾和他们进行了简短的英语交谈。这几位四川师大90后年轻的声音用流利的英语告知：年轻一代人并没有忘记六四，尽管有着信息的封锁，但了解六四是每一个年轻生命觉醒并开始寻找中国真相的第一步，年轻的学生们依然在最前线，推动社会改革和竭尽全力地结束专制统治。
曾在《成都商报》分类广告刊登纪念六四死难者启事的陈云飞对此表示：“应该说这个是表达自由的权利，如果说喊打倒美国政府！你看看谁会去管，没人会去管。”
而刚过去的香港六四22周年烛光晚会，大会表示共有十五万人出席，坐满六个足球场及草地，反映香港民众要求北京当局公布历史真相及平反六四的决心。1989年曾采访六四、2006年被当局以“间谍罪”判刑的新闻工作者程翔认为，这显示北京当局试图抹灭六四记忆不成功；反而近年对异见人士采取高压手段，刺激了更多年轻人站出来。
六四当晚，警方对维园场内和场外的人流疏导安排，而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表示，警方限制人流入场让他们十分不满。不少市民投诉警方当晚早于晚会前40分钟，已关闭铜锣湾部分路口的维园入口，警方则坚持当晚将近8点才开始限制人流。
而支联会常委张文光星期二向本台表示：“我们每年支联会都在六四集会前在不同的入口筹款的，我就是负责天后地铁站的入口。当天很多人，也有内地人，也有青年人，也有过去都来的那些支联会的支持者，但是到大概七点半左右，突然之间，通常是最拥挤的入口，一个人也没有，我们就很奇怪，没可能八点钟烛光集会开始，七点半到八点这个黄金时间没有人来，后来问一问才知道，原来人群去了另外维多利亚公园那边的另一个地方进场，但是不是去维园的足球场的烛光集会最主要的场地，是转向草地。”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我与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的交往点滴
作者：郭保胜
1989年六四后，北京高校一片肃杀，红色恐怖笼罩在高校的每个角落，辖制着每个老师和学生的心灵。抓捕、审查、处罚、洗脑在“镇压暴乱”的名义下在校园内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于1990年9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时年18岁。进校门后，我们即被强制军训、接受平暴报告团洗脑。然而，真相是掩盖不住的、真理是能穿透谎言的，经过近两年的探索，我终于与一群89精神的继承者们走到了一起，开始在高校内进行多种学生活动。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我们哲学系的蒋培坤、丁子霖教授夫妇。
其实知道蒋培坤老师，应该是更早的时候。当时我们上《马克思主义美学》课，用的教材就是蒋老师撰写的《审美活动论纲》一书。此书写的非常之好，在当时的美学界也很大胆、前卫和新颖。我在上课之先就一口气读完了该书，不仅折服著者的学术水平，更为他的勇气和真诚所打动。因为众所周知，中国的美学界、哲学界乃至所有学术界，一直都以马克思主义为圭臬，马列主义以其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来编造、图解、拼凑甚至强奸美学等学科，其毒害之深、编造之拙劣，有时连讲课的老师都觉得难受和恶心。
1989年六四后，北京高校一片肃杀，红色恐怖笼罩在高校的每个角落，辖制着每个老师和学生的心灵。抓捕、审查、处罚、洗脑在“镇压暴乱”的名义下在校园内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于1990年9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时年18岁。进校门后，我们即被强制军训、接受平暴报告团洗脑。然而，真相是掩盖不住的、真理是能穿透谎言的，经过近两年的探索，我终于与一群89精神的继承者们走到了一起，开始在高校内进行多种学生活动。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我们哲学系的蒋培坤、丁子霖教授夫妇。
其实知道蒋培坤老师，应该是更早的时候。当时我们上《马克思主义美学》课，用的教材就是蒋老师撰写的《审美活动论纲》一书。此书写的非常之好，在当时的美学界也很大胆、前卫和新颖。我在上课之先就一口气读完了该书，不仅折服著者的学术水平，更为他的勇气和真诚所打动。因为众所周知，中国的美学界、哲学界乃至所有学术界，一直都以马克思主义为圭臬，马列主义以其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来编造、图解、拼凑甚至强奸美学等学科，其毒害之深、编造之拙劣，有时连讲课的老师都觉得难受和恶心。
2011年6月7日星期二
潮州民工讨薪被断手脚筋 酿大规模冲突
（大纪元记者古清儿，薛飞综合报导）潮州古巷镇的四川民工讨薪，被老板挑断其四肢筋脉，致其终身残废。消息联系来在当地的四川民工中引起众怒，连日来当地民工前往潮州市政府外聚集抗议。6日晚更传出有万人示威抗议，并与防暴警爆冲突。至晚间更传出有爆炸声，现场指卅多辆私家车被砸、烧。
潮州当地官媒潮州日报报到了这条讨薪被打消息，但只字不提四肢筋脉被砍断，只称被砍伤手脚，三名嫌疑人被拘。
被害人熊汉江的母亲告诉大纪元记者，“老板（苏X钿）让我们1号去拿工资，就在工厂等候，后来老板又说下午4点再来，我们求他。后来双方发生争论，就吵起来了，突然有一张凳子砸向我儿子头部，他父亲和我赶快挡在前面，我儿子头部去年做了手术，害怕把他头打伤，他爸爸被砸了一下，被打倒在地，头部血流不止。”
熊汉江的母亲回亿起18岁儿子受伤的情景，仍然非常害怕。她哭着说：“我赶快把儿子推出大门，那些人又追去打他，我看到2个人拿两把刀，一人一把，当我们追上去时，我儿子已躺在地上，看到当时的情景，我很痛苦、悲惨。”
潮州当地官媒潮州日报报到了这条讨薪被打消息，但只字不提四肢筋脉被砍断，只称被砍伤手脚，三名嫌疑人被拘。
被害人熊汉江的母亲告诉大纪元记者，“老板（苏X钿）让我们1号去拿工资，就在工厂等候，后来老板又说下午4点再来，我们求他。后来双方发生争论，就吵起来了，突然有一张凳子砸向我儿子头部，他父亲和我赶快挡在前面，我儿子头部去年做了手术，害怕把他头打伤，他爸爸被砸了一下，被打倒在地，头部血流不止。”
熊汉江的母亲回亿起18岁儿子受伤的情景，仍然非常害怕。她哭着说：“我赶快把儿子推出大门，那些人又追去打他，我看到2个人拿两把刀，一人一把，当我们追上去时，我儿子已躺在地上，看到当时的情景，我很痛苦、悲惨。”
美国媒体评中国：如何抗击中国黑客行为
《华尔街日报》6月3日刊登该报专栏撰稿人霍尔曼·詹金斯的文章，题目是“如何制止中国的黑客行为：提示：记住政府支持的海盗行为在1990年代如何被制服。”
文章说，“中国最新一轮的网络黑客行为所针对的不是谷歌的网络安全系统漏洞，而是容易上当的谷歌客户，谷歌一定松了一口气，这也是人之常情。利用电 子邮件来针对一个具体的个人，欺骗这个人透露自己的帐号密码，让其他人也可以进入该人的电子邮件收件箱和网上帐户，这种黑客做法的专业名称叫‘spear phishing/鱼叉式网路钓鱼。’”
詹金斯的文章说，“谷歌本星期通过其博客发表声明，宣布最新一轮的攻击发源地看起来是中国济 南。攻击目标是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中国政治活动家、好几个亚洲国家（大部分是韩国）的军方人员和记者的Gmail电子邮件帐户。攻击者给被攻击的人传送电 子邮件，其中带有附件，里面有一个像是Gmail登录网页的东西，要用户输入自己的密码。这样，用户的电子邮件往来就会传送给中国的间谍或犯罪分子。”
詹 金斯的文章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正在进行调查。但谷歌的榜样得到其他公司的模仿或许才是真正有益的。人们已经知道，几十家美国公司也遭受到类似的网 络攻击，其中包括通用电气公司，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迪斯尼公司。但是，大部分公司对此保持沉默，因为害怕得罪中国。其实，让局面变得更糟的最可靠途径， 就是这种沉默。如今全世界已经从先前的一个高度相关的先例得到教训。那个先例就是1990年代中期南中国海周围地区流行病一样的海盗行为。”
詹 金斯的文章说，“那些海上强盗行为的支持者是倒买倒卖的中国军方官员吗？或者，中国军方官员只是对海盗行为视而不见吗？中国中央政府纵容海盗行为，从而在 国际海域宣示中国的主权吗？中央政府只是管不过来了吗？人们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辩论，但得不出结论，就像如今人们谨慎地辩论在新发生的网络黑客行为中北京到 底扮演了什么角色。1990年代让局面得到实际改善的是世界各国的船运公司及其各自国家的政府，他们抛弃了胆小怕事的做法，拿出证据来跟中国大声讲理。”
詹 金斯的文章说，“当时的国际海事局总干事埃里克·艾伦是一个无名英雄。他在1994年初接受路透社采访，将有关事件公诸世界。他说，‘毫无疑问，这些对公 海运行的船只的（海盗）行为是得到政府授意的。’艾伦的话一下子打破了各方的沉默的堤坝。香港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香港积累了很多的证据，但因为即将回归 中国大陆，不愿意公布那些证据。在艾伦将有关事件公开之后，香港详细公布了18个月期间的将近50起案例情况，详细到公布参与海盗行为的中国军方船只的编 号。”
詹金斯的文章说，“一些海盗攻击行为非常肆无忌惮。Alicia Star号货船运载的香烟在海南岛被卸下来，货船被卖掉，得款给了海南政府。北京试图把这种做法称作合法的‘打击走私行动。’其他一些海盗案例则令人恐惧 地想到中国接近于无政府状态。一艘失踪的澳大利亚货轮最终在中国的一个拆船场被找到，拆船的人发现，一个上锁的储藏室里是10个海员的遗体。他们被浇了汽 油，活活烧死。”
詹金斯的文章说，“有关国家公开具体提出问题，最终解决了问题，并不是因为北京渴望被国际社会看作是好公民。北京渴望被看作是掌控局面。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当时倾向于认为，中国中央政府已经无力约束地方的权贵，那些人在国际上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
詹金斯的文章说，“在2000年年初，中国政府终于大张旗鼓地处决了13个中国海盗。这些人身穿中国军服，在1998年劫持长胜号货轮，杀死了23名船员。自那时以来，尽管海盗行为依然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在印度洋海域，但中国政府所支持的海盗行为不再是明显的麻烦来源。”
詹 金斯的文章说，“中国有聪明人，知道这种事情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都不原意看到世界上任何船只都可以劫持，船员被杀害，劫持者可以逍遥 法外。中国和其他国亚也一样不愿意看到公司的资料被经常盗窃，或者因为害怕国家支持的黑客攻击，没有人可以放心地进行网上交易。”
詹金斯的文章最后说，“粗略地说，北京在现代的统治原则是：在哪些方面最需要让别的国家看到北京现在重新把握了控制权？让网络黑客行为得到北京重视的途径就是毫不客气地、持续不懈地让人注意中国在国际黑客攻击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本篇英文全文网址
转载自美国之音
文章说，“中国最新一轮的网络黑客行为所针对的不是谷歌的网络安全系统漏洞，而是容易上当的谷歌客户，谷歌一定松了一口气，这也是人之常情。利用电 子邮件来针对一个具体的个人，欺骗这个人透露自己的帐号密码，让其他人也可以进入该人的电子邮件收件箱和网上帐户，这种黑客做法的专业名称叫‘spear phishing/鱼叉式网路钓鱼。’”
詹金斯的文章说，“谷歌本星期通过其博客发表声明，宣布最新一轮的攻击发源地看起来是中国济 南。攻击目标是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中国政治活动家、好几个亚洲国家（大部分是韩国）的军方人员和记者的Gmail电子邮件帐户。攻击者给被攻击的人传送电 子邮件，其中带有附件，里面有一个像是Gmail登录网页的东西，要用户输入自己的密码。这样，用户的电子邮件往来就会传送给中国的间谍或犯罪分子。”
詹 金斯的文章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正在进行调查。但谷歌的榜样得到其他公司的模仿或许才是真正有益的。人们已经知道，几十家美国公司也遭受到类似的网 络攻击，其中包括通用电气公司，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迪斯尼公司。但是，大部分公司对此保持沉默，因为害怕得罪中国。其实，让局面变得更糟的最可靠途径， 就是这种沉默。如今全世界已经从先前的一个高度相关的先例得到教训。那个先例就是1990年代中期南中国海周围地区流行病一样的海盗行为。”
詹 金斯的文章说，“那些海上强盗行为的支持者是倒买倒卖的中国军方官员吗？或者，中国军方官员只是对海盗行为视而不见吗？中国中央政府纵容海盗行为，从而在 国际海域宣示中国的主权吗？中央政府只是管不过来了吗？人们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辩论，但得不出结论，就像如今人们谨慎地辩论在新发生的网络黑客行为中北京到 底扮演了什么角色。1990年代让局面得到实际改善的是世界各国的船运公司及其各自国家的政府，他们抛弃了胆小怕事的做法，拿出证据来跟中国大声讲理。”
詹 金斯的文章说，“当时的国际海事局总干事埃里克·艾伦是一个无名英雄。他在1994年初接受路透社采访，将有关事件公诸世界。他说，‘毫无疑问，这些对公 海运行的船只的（海盗）行为是得到政府授意的。’艾伦的话一下子打破了各方的沉默的堤坝。香港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香港积累了很多的证据，但因为即将回归 中国大陆，不愿意公布那些证据。在艾伦将有关事件公开之后，香港详细公布了18个月期间的将近50起案例情况，详细到公布参与海盗行为的中国军方船只的编 号。”
詹金斯的文章说，“一些海盗攻击行为非常肆无忌惮。Alicia Star号货船运载的香烟在海南岛被卸下来，货船被卖掉，得款给了海南政府。北京试图把这种做法称作合法的‘打击走私行动。’其他一些海盗案例则令人恐惧 地想到中国接近于无政府状态。一艘失踪的澳大利亚货轮最终在中国的一个拆船场被找到，拆船的人发现，一个上锁的储藏室里是10个海员的遗体。他们被浇了汽 油，活活烧死。”
詹金斯的文章说，“有关国家公开具体提出问题，最终解决了问题，并不是因为北京渴望被国际社会看作是好公民。北京渴望被看作是掌控局面。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当时倾向于认为，中国中央政府已经无力约束地方的权贵，那些人在国际上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
詹金斯的文章说，“在2000年年初，中国政府终于大张旗鼓地处决了13个中国海盗。这些人身穿中国军服，在1998年劫持长胜号货轮，杀死了23名船员。自那时以来，尽管海盗行为依然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在印度洋海域，但中国政府所支持的海盗行为不再是明显的麻烦来源。”
詹 金斯的文章说，“中国有聪明人，知道这种事情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都不原意看到世界上任何船只都可以劫持，船员被杀害，劫持者可以逍遥 法外。中国和其他国亚也一样不愿意看到公司的资料被经常盗窃，或者因为害怕国家支持的黑客攻击，没有人可以放心地进行网上交易。”
詹金斯的文章最后说，“粗略地说，北京在现代的统治原则是：在哪些方面最需要让别的国家看到北京现在重新把握了控制权？让网络黑客行为得到北京重视的途径就是毫不客气地、持续不懈地让人注意中国在国际黑客攻击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本篇英文全文网址
转载自美国之音
茉莉花革命以来的形势及对策
本文根据作者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与中国当代民主革命研讨会》上的演讲整理
作者﹕郭保胜
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研讨历史的目的，是要将历史运用到当下的斗争当中。辛亥革命，作为体制外力量结束专制暴政的胜利典范，对今天的我们有巨大的参照价值。我的发言虽然侧重在对当前的形势分析上，但其中的很多结论，都来自辛亥革命对我们的启发。我的发言分三个方面，一是国际形势的分析，二是国内形势的分析，三是我们的战略和对策。
就国际形势而言，目前的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首先，中东茉莉花革命对中国民众起到了巨大的示范效应。根据经济学上蝴蝶效应，南美洲蝴蝶翅膀的扇动，就可改变北极上空的云层。国际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1989年，苏联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运动”和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对中国人有很大的刺激。正如六四屠城后邓小平对六四发生的原因之一总结为苏联、东欧的国际大气候一样，今年以来中国的民主运动-----“茉莉花革命”运动的国际大气候就是北非、中东的茉莉花革命，后者透过网络等媒体对中国民众起到了巨大的示范效应。
现在的中东局势，已进入第二波革命时期，第一波是突尼斯、埃及，民众力量势如破竹、专制政权顷刻坍塌，第二波是利比亚、叙利亚、也门、巴林、约旦、阿尔及利亚等国，这些国家大多政教合一、专制势力顽固，虽不能一时瓦解专制，但民众的力量在西方民主力量的支持下，经过斗争，最终会获得胜利的。中东诸国的逐渐民主化，就是中国茉莉花运动能持续下去的根本外因和导火索。
国际形势的第二点是，本拉登被击毙后国际“新大三角”关系重新调整，会使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头号敌人转向中共。本人曾借用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撒母耳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指出目前在国际冲突中扮演角色的将是“新三国演义”：西方、中国和中东。911发生后，是西方拉着中国对付中东极端势力，但本拉登被击毙后，有可能是西方拉着中东来对付中国。茉莉花革命使中东在政治、文化上更亲近西方，使西方联手中东的可能性增大。
众所周知，911的最大受益者就是中共，本来小布什上台把中共作为头号敌人，但本拉登搅局，911发生，美国将中东作为头号敌人。在西方国家聚焦中东、无暇顾及中共的时候，它开始积蓄力量、在经济、军事各方面飞速发展，但本拉登的死标志着中东极端势力的崩溃，也标志着中共靠恐怖主义牵制西方民主自由的日子已经到头了，自由世界要真正对付中共法西斯，如同对付本拉登。
就国内形势而言，最为突出的形势就是以民生问题为突破口的群体事件越来越频繁。按照中国官方的定义：“参与人数在300人以上、1000人以下，为重大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在1000人以上，为特别重大群体性事件”。按照这样的定义，目前中国，一周内至少有一起重大群体性事件，而2周内，至少有一起特别重大群体性事件。
自2月20日茉莉花运动开展以来，南京梧桐树、守望教会户外聚会、上海工人罢工、四川阿坝藏人、宋庄艺术家活动等等群体事件层出不穷，少则300人，多则数千人，这些群体事件构筑了茉莉花运动的基石，是广义上的茉莉花运动。
5月以来，各地群体事件接连不断，这些事件反映了官民矛盾更加加剧的现状，强化了群体事件持久化、全局化的未来走向。5月12日开始，江苏南京数千工人连续三天上街游行，当局出动了1500警察，用多辆货柜车堵着游行道路。5月14日，湖北省襄樊市一名军人因一位过路老人挡住去路，竟大肆辱骂老人并悍然拔枪威胁。聚集民众最多时达到1500人以上；5月16河南全省上千复转军人在河南省委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5月16日吉林省近千名民办教师聚集到省政府门前上访；5月26内蒙古锡盟西乌旗政府前两千多人抗议，悼念维权牧民莫日根、捍卫蒙古人草场权利，呼和浩特学生、居民也在进行大游行、大抗议。网上说继西藏、新疆后，内蒙人民大起义爆发了。
上述的5起群体事件，虽分别事关复转军人、民办教师、军民矛盾、下岗职工、土地矿山问题，都是很具体的民生权利。但这些具体民生权利的诉求，对于抗争来说，也是非常有效果的：一方面因为它们没有直接涉及政治权利而会减少当局对参与者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由于是民众最为迫切的权利所以易于号召民众、聚集力量进行更大规模抗争。民生主题，应该成为一段时间以来群体事件、茉莉花运动的主题；民生问题，也是当年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其中的要义之一。
国内形势的第二个特点是茉莉花运动将群体事件全局化、一体化、持久化了。2009年 12月于建嵘在苏州演讲时断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群体事件仍然会以有限范围的孤立事件形式而存在，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维持很长时间、能影响全局的社会运动。只要执政者治理得当，中国完全可以避免可能发生的社会动荡”。维稳者有维稳的自信，这个自信就在于群体事件没有全局化、持久化、统一化。2月20日开始的茉莉花运动正好填补了这个需求，每个周日固定时间和地点的聚集，已经开始了使群体抗争活动持续化、全局化的努力。只要我们坚持下去，茉莉花运动就会引领各种群体抗争活动，成为主轴和旗帜。
国内形势的第三个特点是中共高层激烈内斗会引发社会大动荡。薄熙来的“唱红打黑 ”、乌有之乡起诉茅于轼老先生等等事件表明毛主义者越来越猖獗。但最近刘少奇之子刘源不高兴了，刘邓路线与毛主义的斗争将重新开始。而且薄熙来、习近平等人都是胆大妄为的人，与胡锦涛、温家宝的谨小慎微不一样，他们的斗争动作幅度会非常大，宫廷斗争将演化为社会动荡，一旦社会的僵局被打破，中国就会有变局的可能。
针对以上国际国内形势，我们应该有哪些应对策略呢？我认为我们要打好国际国内两个战场。
针对国际方面，我们要努力使西方、中东、中国新大三角关系重新整合，以新疆穆斯林问题为突破口，使西方与中东联手对付中共。要让中东国家看到残害穆斯林、迫害伊斯兰教的恰恰是中共政权，所以联手西方国家对付摧残穆斯林信仰的中共政权，是中东国家的不二选择。
另外，我们要扩大宣传，使西方国家将中共作为头号敌人。我们要让美国等西方国家切实看到中共政权对全世界普世价值的践踏，看到中共政权是继本拉登恐怖势力后头号人类文明的公敌，它对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艺术、自然环境的破坏，已经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假如国际社会再不遏制中共政权，那么就会重演二战前英法等国姑息、绥靖希特勒德国的悲剧。而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将中共政权列为头号敌人，诸如前苏联、本拉登一样，而后者注定要被彻底铲除的。
在国际战场上，我们还应发起取消中共联合国会员国资格运动。从1949年来中共通过苏联、第三世界国家削尖脑袋进入联合国，最终因为美国等让步它进入联合国。中共政权无论怎样野蛮、流氓、目中无人，他对联合国还是满在乎的。中国人权活动家就应该聚焦中共政权真正在乎的得失所在、打好“联合国战场”这个抗争题目，依据被中共践踏的联合国宪章和各种人权公约，不仅要求中止人权理事国地位，甚至要求把它开除出联合国。如果真能使它失去联合国的地位，那么造成中共政权与全世界为敌的“新冷战”状态，那它就岌岌可危了；就是一时不会失去联合国地位，我们的抗争也会使中共政权焦头烂额、元气大伤，若再加上国内风起云涌的群体抗争运动，那么中共政权之末日，也会很快来到！
如何打好国内战场呢？首先，我们要通过各种办法扩大高层内斗，寻求政治变局。通过网络、言论等手段造成如1979年、1989年一样局面，江胡乱斗、毛主义与刘邓路线、保守派与改革派等等，当高层出现分化、分裂的时候，是民众起义、抗争的好时候。
其次，提升和引导群体性事件。本人根据国际和台湾对抗争活动的培训体验，写就《群体性事件组织手册》一书，此书利于我们组织、策划群体事件，并使事件全局化、统一化。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并组织运作群体事件，并不断扩大事件效应，使群体事件规模不断扩大、全国开花、持久进行，民变导致兵变，最终形成辛亥革命前晚清局面。当时各地风潮涌动，清王朝顾此失彼。为了对付四川保路运动，调集湖北军队，但导致武昌防卫空虚，新兵终于首义，武昌起义引发的辛亥革命终于成功。
总之，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对我方越来越有利，我们要打好国际国内两个战场。一方面切断中共在国际上的外交，使国际社会齐来遏制中共政权。另一方面要扩大国内群体抗暴运动、民变诱发兵变、民变导致政变。我们相信：只要中东民众的街头抗争持续进行，中国民主运动也会进行下去。当全国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并实现全局化、持久化、统一化的时候，也就是中国民主运动获得全面胜利的那一天。我们热切期待那一天的到来。我们终将从胜利走向胜利！
作者﹕郭保胜
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研讨历史的目的，是要将历史运用到当下的斗争当中。辛亥革命，作为体制外力量结束专制暴政的胜利典范，对今天的我们有巨大的参照价值。我的发言虽然侧重在对当前的形势分析上，但其中的很多结论，都来自辛亥革命对我们的启发。我的发言分三个方面，一是国际形势的分析，二是国内形势的分析，三是我们的战略和对策。
就国际形势而言，目前的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首先，中东茉莉花革命对中国民众起到了巨大的示范效应。根据经济学上蝴蝶效应，南美洲蝴蝶翅膀的扇动，就可改变北极上空的云层。国际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1989年，苏联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运动”和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对中国人有很大的刺激。正如六四屠城后邓小平对六四发生的原因之一总结为苏联、东欧的国际大气候一样，今年以来中国的民主运动-----“茉莉花革命”运动的国际大气候就是北非、中东的茉莉花革命，后者透过网络等媒体对中国民众起到了巨大的示范效应。
现在的中东局势，已进入第二波革命时期，第一波是突尼斯、埃及，民众力量势如破竹、专制政权顷刻坍塌，第二波是利比亚、叙利亚、也门、巴林、约旦、阿尔及利亚等国，这些国家大多政教合一、专制势力顽固，虽不能一时瓦解专制，但民众的力量在西方民主力量的支持下，经过斗争，最终会获得胜利的。中东诸国的逐渐民主化，就是中国茉莉花运动能持续下去的根本外因和导火索。
国际形势的第二点是，本拉登被击毙后国际“新大三角”关系重新调整，会使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头号敌人转向中共。本人曾借用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撒母耳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指出目前在国际冲突中扮演角色的将是“新三国演义”：西方、中国和中东。911发生后，是西方拉着中国对付中东极端势力，但本拉登被击毙后，有可能是西方拉着中东来对付中国。茉莉花革命使中东在政治、文化上更亲近西方，使西方联手中东的可能性增大。
众所周知，911的最大受益者就是中共，本来小布什上台把中共作为头号敌人，但本拉登搅局，911发生，美国将中东作为头号敌人。在西方国家聚焦中东、无暇顾及中共的时候，它开始积蓄力量、在经济、军事各方面飞速发展，但本拉登的死标志着中东极端势力的崩溃，也标志着中共靠恐怖主义牵制西方民主自由的日子已经到头了，自由世界要真正对付中共法西斯，如同对付本拉登。
就国内形势而言，最为突出的形势就是以民生问题为突破口的群体事件越来越频繁。按照中国官方的定义：“参与人数在300人以上、1000人以下，为重大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在1000人以上，为特别重大群体性事件”。按照这样的定义，目前中国，一周内至少有一起重大群体性事件，而2周内，至少有一起特别重大群体性事件。
自2月20日茉莉花运动开展以来，南京梧桐树、守望教会户外聚会、上海工人罢工、四川阿坝藏人、宋庄艺术家活动等等群体事件层出不穷，少则300人，多则数千人，这些群体事件构筑了茉莉花运动的基石，是广义上的茉莉花运动。
5月以来，各地群体事件接连不断，这些事件反映了官民矛盾更加加剧的现状，强化了群体事件持久化、全局化的未来走向。5月12日开始，江苏南京数千工人连续三天上街游行，当局出动了1500警察，用多辆货柜车堵着游行道路。5月14日，湖北省襄樊市一名军人因一位过路老人挡住去路，竟大肆辱骂老人并悍然拔枪威胁。聚集民众最多时达到1500人以上；5月16河南全省上千复转军人在河南省委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5月16日吉林省近千名民办教师聚集到省政府门前上访；5月26内蒙古锡盟西乌旗政府前两千多人抗议，悼念维权牧民莫日根、捍卫蒙古人草场权利，呼和浩特学生、居民也在进行大游行、大抗议。网上说继西藏、新疆后，内蒙人民大起义爆发了。
上述的5起群体事件，虽分别事关复转军人、民办教师、军民矛盾、下岗职工、土地矿山问题，都是很具体的民生权利。但这些具体民生权利的诉求，对于抗争来说，也是非常有效果的：一方面因为它们没有直接涉及政治权利而会减少当局对参与者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由于是民众最为迫切的权利所以易于号召民众、聚集力量进行更大规模抗争。民生主题，应该成为一段时间以来群体事件、茉莉花运动的主题；民生问题，也是当年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其中的要义之一。
国内形势的第二个特点是茉莉花运动将群体事件全局化、一体化、持久化了。2009年 12月于建嵘在苏州演讲时断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群体事件仍然会以有限范围的孤立事件形式而存在，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维持很长时间、能影响全局的社会运动。只要执政者治理得当，中国完全可以避免可能发生的社会动荡”。维稳者有维稳的自信，这个自信就在于群体事件没有全局化、持久化、统一化。2月20日开始的茉莉花运动正好填补了这个需求，每个周日固定时间和地点的聚集，已经开始了使群体抗争活动持续化、全局化的努力。只要我们坚持下去，茉莉花运动就会引领各种群体抗争活动，成为主轴和旗帜。
国内形势的第三个特点是中共高层激烈内斗会引发社会大动荡。薄熙来的“唱红打黑 ”、乌有之乡起诉茅于轼老先生等等事件表明毛主义者越来越猖獗。但最近刘少奇之子刘源不高兴了，刘邓路线与毛主义的斗争将重新开始。而且薄熙来、习近平等人都是胆大妄为的人，与胡锦涛、温家宝的谨小慎微不一样，他们的斗争动作幅度会非常大，宫廷斗争将演化为社会动荡，一旦社会的僵局被打破，中国就会有变局的可能。
针对以上国际国内形势，我们应该有哪些应对策略呢？我认为我们要打好国际国内两个战场。
针对国际方面，我们要努力使西方、中东、中国新大三角关系重新整合，以新疆穆斯林问题为突破口，使西方与中东联手对付中共。要让中东国家看到残害穆斯林、迫害伊斯兰教的恰恰是中共政权，所以联手西方国家对付摧残穆斯林信仰的中共政权，是中东国家的不二选择。
另外，我们要扩大宣传，使西方国家将中共作为头号敌人。我们要让美国等西方国家切实看到中共政权对全世界普世价值的践踏，看到中共政权是继本拉登恐怖势力后头号人类文明的公敌，它对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艺术、自然环境的破坏，已经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假如国际社会再不遏制中共政权，那么就会重演二战前英法等国姑息、绥靖希特勒德国的悲剧。而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将中共政权列为头号敌人，诸如前苏联、本拉登一样，而后者注定要被彻底铲除的。
在国际战场上，我们还应发起取消中共联合国会员国资格运动。从1949年来中共通过苏联、第三世界国家削尖脑袋进入联合国，最终因为美国等让步它进入联合国。中共政权无论怎样野蛮、流氓、目中无人，他对联合国还是满在乎的。中国人权活动家就应该聚焦中共政权真正在乎的得失所在、打好“联合国战场”这个抗争题目，依据被中共践踏的联合国宪章和各种人权公约，不仅要求中止人权理事国地位，甚至要求把它开除出联合国。如果真能使它失去联合国的地位，那么造成中共政权与全世界为敌的“新冷战”状态，那它就岌岌可危了；就是一时不会失去联合国地位，我们的抗争也会使中共政权焦头烂额、元气大伤，若再加上国内风起云涌的群体抗争运动，那么中共政权之末日，也会很快来到！
如何打好国内战场呢？首先，我们要通过各种办法扩大高层内斗，寻求政治变局。通过网络、言论等手段造成如1979年、1989年一样局面，江胡乱斗、毛主义与刘邓路线、保守派与改革派等等，当高层出现分化、分裂的时候，是民众起义、抗争的好时候。
其次，提升和引导群体性事件。本人根据国际和台湾对抗争活动的培训体验，写就《群体性事件组织手册》一书，此书利于我们组织、策划群体事件，并使事件全局化、统一化。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并组织运作群体事件，并不断扩大事件效应，使群体事件规模不断扩大、全国开花、持久进行，民变导致兵变，最终形成辛亥革命前晚清局面。当时各地风潮涌动，清王朝顾此失彼。为了对付四川保路运动，调集湖北军队，但导致武昌防卫空虚，新兵终于首义，武昌起义引发的辛亥革命终于成功。
总之，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对我方越来越有利，我们要打好国际国内两个战场。一方面切断中共在国际上的外交，使国际社会齐来遏制中共政权。另一方面要扩大国内群体抗暴运动、民变诱发兵变、民变导致政变。我们相信：只要中东民众的街头抗争持续进行，中国民主运动也会进行下去。当全国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并实现全局化、持久化、统一化的时候，也就是中国民主运动获得全面胜利的那一天。我们热切期待那一天的到来。我们终将从胜利走向胜利！
加拿大卡加利華人紀念「六四」廿二周年並聲援「中國茉莉花革命」第十六波
6月4日下午二時﹐數十位卡加利市民一如過往聚集在中國總領事館前示威﹐悼念「六四」天安門大屠殺廿二周年﹐並同時聲援「中國茉莉花革命」第十六波。
現場首先播放民運歌曲〝為自由〞、〝祭好漢〞等﹐主辦單位中國民主促進會會長湯般若致悼詞﹐然後全體為當年的死難者默哀。繼而示威者呼叫口號，要求「平反六四」﹑「民主萬歲」等﹐和高叫「茉莉花開﹑中共下台」。
集會人士高舉「平反六四」、「中國要民主」、「言論自由」、「結束一黨專政」等標語，和「支持中國茉莉花革命」第十六波橫額﹐還有一幅十多呎高寫上「平反六四」條幅﹐抗議中共廿二年前的血腥屠殺。
示威過程秩序井然﹐不少經過的車輛按響號表示支持﹐集會在一曲血染的風釆後結束。
散會後﹐部份群眾再到卡加利大學向民主女神像獻花。卡大民主女神像是多年前由民促會所推動設立，象徵嚮往和追求民主的精神。
湯會長指出﹕「多年來﹐六四悼念活動﹐都要求平反六四﹐現在已經廿餘年了﹐平反到那裏去？共產黨從來就是視民命如糞土﹐絕不會尊重人權﹐怎可能為六四平反？所以寄望平反六四﹐是不切實際。不如教育後生晚輩﹐認識當年事實﹐分辨甚麼是德政，甚麼是惡行﹔繼承六四學生精神，展開茉莉花運動，及早推翻暴政，組織民主政府，更切合國情。」
人群中有老有少，兩個家庭帶同小孩來參加﹐他們說希望教育下一代認識何謂民主精神和六四真相。另一位患癌的病人﹐雖正接受化療身體非常不適﹐連走路也不行﹐但他堅持參加﹐而他太太則一直在他身旁照顧。一對在市外經營餐館的華裔夫婦，特別關鋪一天，一早專程駕車數小時趕來出席集會。
現場首先播放民運歌曲〝為自由〞、〝祭好漢〞等﹐主辦單位中國民主促進會會長湯般若致悼詞﹐然後全體為當年的死難者默哀。繼而示威者呼叫口號，要求「平反六四」﹑「民主萬歲」等﹐和高叫「茉莉花開﹑中共下台」。
集會人士高舉「平反六四」、「中國要民主」、「言論自由」、「結束一黨專政」等標語，和「支持中國茉莉花革命」第十六波橫額﹐還有一幅十多呎高寫上「平反六四」條幅﹐抗議中共廿二年前的血腥屠殺。
示威過程秩序井然﹐不少經過的車輛按響號表示支持﹐集會在一曲血染的風釆後結束。
散會後﹐部份群眾再到卡加利大學向民主女神像獻花。卡大民主女神像是多年前由民促會所推動設立，象徵嚮往和追求民主的精神。
湯會長指出﹕「多年來﹐六四悼念活動﹐都要求平反六四﹐現在已經廿餘年了﹐平反到那裏去？共產黨從來就是視民命如糞土﹐絕不會尊重人權﹐怎可能為六四平反？所以寄望平反六四﹐是不切實際。不如教育後生晚輩﹐認識當年事實﹐分辨甚麼是德政，甚麼是惡行﹔繼承六四學生精神，展開茉莉花運動，及早推翻暴政，組織民主政府，更切合國情。」
人群中有老有少，兩個家庭帶同小孩來參加﹐他們說希望教育下一代認識何謂民主精神和六四真相。另一位患癌的病人﹐雖正接受化療身體非常不適﹐連走路也不行﹐但他堅持參加﹐而他太太則一直在他身旁照顧。一對在市外經營餐館的華裔夫婦，特別關鋪一天，一早專程駕車數小時趕來出席集會。
2011年6月6日星期一
七名福建访民在美国驻华使馆前服毒自杀
(苹果日报)
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门口，前日有七名来自福建的访民集体服毒自杀，幸很快便被警卫制止，并被送院治疗，没有生命危险。其中一名访民表示，他们选择在美国大使馆做出激烈行为，是想唤起国际社会关注内地弱势社群的处境。
昨日，七名伤者仍然在北京一间医院留医，院方特别派出保安员看守。其中一名访民陈家发对本港电视台记者表示，他们一行七人前日下午去到美国大使馆签证处门口，一起吞服农药，但喝了一口便有人衝上来把农药抛在地上，而他就倒在地上。
陈家发表示，他的媳妇数年前在福建被人打死，之前他不断上访申冤，但申诉无门。故与其他访民一起到美国大使馆外自杀，希望引起关注。
昨日上午，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北京的签证处，没有明显加强保安，但周围就有不少便衣公安。
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门口，前日有七名来自福建的访民集体服毒自杀，幸很快便被警卫制止，并被送院治疗，没有生命危险。其中一名访民表示，他们选择在美国大使馆做出激烈行为，是想唤起国际社会关注内地弱势社群的处境。
昨日，七名伤者仍然在北京一间医院留医，院方特别派出保安员看守。其中一名访民陈家发对本港电视台记者表示，他们一行七人前日下午去到美国大使馆签证处门口，一起吞服农药，但喝了一口便有人衝上来把农药抛在地上，而他就倒在地上。
陈家发表示，他的媳妇数年前在福建被人打死，之前他不断上访申冤，但申诉无门。故与其他访民一起到美国大使馆外自杀，希望引起关注。
昨日上午，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北京的签证处，没有明显加强保安，但周围就有不少便衣公安。
打压茉莉花 公安系统更多进党政领导班子
博讯记者北京讯
一位前公安部官员透露，过去一段时间，借茉莉花等大打出手的公安部门的目的已经达到。
他说，目的当然不止一个，对异议人士进行关押，但最重要的并不是让他们闭嘴，而是借此扩大公安的权力，展示公安的作用与力量，尤其是增强公安在政府部门的话语权，提高公安的职级待遇。他说，虽然早在2003年，中央就有意提升公安的级别，但执行起来困难重重。主要是政府高官对公安普遍有一种排斥心理，加上当局认为“连一些异议人士也搞不定”，这使得公安厅、局级领导再往上去，只有一个政法委，职位有限，让很多公安局领导无法更上一层楼，“干起来没劲”。
重庆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当选重庆市副市长，并不是特例，反而是一个标志，这位领导说，王立军是靠打黑上去的，还有更多将会因为卖力维稳以及打压异议人士而得到重用。他说，目前已有26个省市区公安厅（局）进党政领导班子，18大以后还会加倍进行。
他说，中国处于转型期，公安的作用与权力越来越大，今后省市第一把手里出现公安出身的，甚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是由公安部门出来的，也不足为奇。他说，苏联的最后几任领导人中就有警察头子。这容易被外界解读为警察治国，但转型期，很大程度上，中国早就进入警察治国。这次警察借助茉莉花大大扩充权力，有了巨大收获。虽然引起外界与党内一些人士的不满，但总体来说，公安系统是得多于失。
[博讯首发]
一位前公安部官员透露，过去一段时间，借茉莉花等大打出手的公安部门的目的已经达到。
他说，目的当然不止一个，对异议人士进行关押，但最重要的并不是让他们闭嘴，而是借此扩大公安的权力，展示公安的作用与力量，尤其是增强公安在政府部门的话语权，提高公安的职级待遇。他说，虽然早在2003年，中央就有意提升公安的级别，但执行起来困难重重。主要是政府高官对公安普遍有一种排斥心理，加上当局认为“连一些异议人士也搞不定”，这使得公安厅、局级领导再往上去，只有一个政法委，职位有限，让很多公安局领导无法更上一层楼，“干起来没劲”。
重庆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当选重庆市副市长，并不是特例，反而是一个标志，这位领导说，王立军是靠打黑上去的，还有更多将会因为卖力维稳以及打压异议人士而得到重用。他说，目前已有26个省市区公安厅（局）进党政领导班子，18大以后还会加倍进行。
他说，中国处于转型期，公安的作用与权力越来越大，今后省市第一把手里出现公安出身的，甚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是由公安部门出来的，也不足为奇。他说，苏联的最后几任领导人中就有警察头子。这容易被外界解读为警察治国，但转型期，很大程度上，中国早就进入警察治国。这次警察借助茉莉花大大扩充权力，有了巨大收获。虽然引起外界与党内一些人士的不满，但总体来说，公安系统是得多于失。
[博讯首发]
“六四”枪杀并没有带来社会稳定 恰恰相反
陈维健
今年是“六四”二十二周年，一个呱呱落地的婴儿，已经是一个年轻人了。二十多年来，官方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谬论，“六四”镇压，给中国带来了社会发展必须的稳定。我们先撇开以年轻学子的生命，作为稳定的代价在道义上的问题，即从社会稳定上来说也没有达到目的。越演越烈的社会动荡，层出不穷的血腥事件说明“六四”枪杀，不但没有带来社会稳定，而是恰恰相反。
每年“六四”纪念日，总是给我们一次对“六四”运动的反思，而每一年的反思都会有大量的社会事件来为反思佐证。比如今年仅半年的时间从乐清钱运会到内蒙莫日根维权被害事件，再到抚州访民钱明奇制造政府大楼汽车爆炸案，可见社会矛盾已经白热化，官民对立已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三峡大坝给国家与百姓带来的灾难日趋严重，政府领导人都 开始纷纷推卸责任，撇清关系。而这些社会矛盾生态灾难，如果二十二年前那场运动政府不是镇压，而是因势利导，让从毛暴政中刚刚痛定思痛过来的中国社会休养生息，逐渐走向开放、自由、民主，那么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政府完全没有必要为了稳定，一二再，再二三地强化军警力量，使稳定社会的费用上升超过军费开支，让执政者每天如同惊弓之鸟，为时时发生的社会事件，可能成为压垮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心惊胆战。其实中共领导人又没有想过，维护社会稳定，民主才是成本最低的稳定方式，这看看西方民主社会就明明白白了。现在政府官员三天二头出国访问，妻女们也都在海外生活了，应该有非常强烈的感受。在民主社会无论何种社会矛盾都会在还没有尖锐化以前，已经在社会的各种功能部门消化了，很难形成恶性事件。虽然百姓对政府不满 的事总会发生，游行示威也时有举行，但这些活动早已有一套程序规划好的，抗议者对政府不满的情绪因着政府给他们相应的生活保障和寻求问题解决的出路，也不会走向极端。在民主社会的抗议者身上完全看不到，中国群体事件中抗议者那种苦大仇深的表情，大都是轻轻松松地把政府骂一通，发泄一下就完了。而政府领导人完全不会对此感到紧张而寢食不安。同样也是轻轻松松的，发表一些不痛不痒的讲话，让议会讨论讨论就完了。下班后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陪陪老婆，带带孩子，出去玩玩。
百姓与官员的那种轻松是民主政治本身产生的社会关系。这样轻松的社会关系如果没有“六四”镇压本来是有可能在中国出现的。如果没有“六四”枪杀，政府与民就不会成为敌对关系，政府也不会背负血债，如果没有“六四”枪杀，三峡大坝就不会执意上马，成为压在国民头上的祸国殃民的工程。“六四枪杀的不仅几条人命，而是官民的良性互动与社会的和谐。当然和谐并不是不可以再创造出来。这些年来中国社会在政治高压下，依然有一种良性的力量，在促使中国出现官民轻松这样的社会关系，刘晓波一些政治异见者以“零八宪章”的形式，我没有敌人这样的政治态度在促成这种关系，艾未未等维权人士为民请命，也在为此努力。但是政府却在千方百计不让这样一种社会关系发生，把白热化的关系再推高熔点，好象唯恐天下不乱。政府把稳定社会的力量当作不稳定的因素，把努力调解社会矛盾的人当作麻烦的制造者抓捕入狱。政府本身应有的功能是调解社会矛盾与冲突，但“六四”枪杀后，中国政府不但失去了政府应有的功能，而且本身成了矛盾与冲突的制造者。政府解决社会问题与冲突的唯一方式，就是枪杀：思想自由枪杀，宗教信仰枪杀，新闻自由枪杀，维权上访枪杀，计划生育枪杀，环境保护也枪杀。对解决任何社会问题都失去了柔性与弹性。“六四”枪杀以来，中国社会就进入各级利益集团制造社会矛盾，在出现群体抗争与个体抗争时，再由军警镇压推高社会矛盾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在这样一个不断推高矛盾的循环之下，中国社会最终将会发生什么，这已经是不言而语了。中东民主革命浪潮席卷，埃及民主革命的胜利，穆巴拉克等执政者们正在被送上审判台。残酷更甚于埃及的中国的统治者们，其结局当是可想而知。但当政者仍然执悟不迷不知道如何避免埃及的覆辙，不知道让自己如何体面地结束专制政治，让自己过上轻松轻松松的生活。面对社会问题，繃着一根筋 ----枪杀，直到自己被枪杀，象罗马尼亚齐奥塞斯科一样。这也是邓小平在“六四”枪杀后，给他的权力接班人指定好的道路。
在纪念“六四”的二十几年里，我常常想，如果没有“六四”的枪杀，该有多好，中国的百姓也好，执政者也好，民不苦，官不累大家都可以轻轻松松地过日子了。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6月04日 首发)
今年是“六四”二十二周年，一个呱呱落地的婴儿，已经是一个年轻人了。二十多年来，官方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谬论，“六四”镇压，给中国带来了社会发展必须的稳定。我们先撇开以年轻学子的生命，作为稳定的代价在道义上的问题，即从社会稳定上来说也没有达到目的。越演越烈的社会动荡，层出不穷的血腥事件说明“六四”枪杀，不但没有带来社会稳定，而是恰恰相反。
每年“六四”纪念日，总是给我们一次对“六四”运动的反思，而每一年的反思都会有大量的社会事件来为反思佐证。比如今年仅半年的时间从乐清钱运会到内蒙莫日根维权被害事件，再到抚州访民钱明奇制造政府大楼汽车爆炸案，可见社会矛盾已经白热化，官民对立已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三峡大坝给国家与百姓带来的灾难日趋严重，政府领导人都 开始纷纷推卸责任，撇清关系。而这些社会矛盾生态灾难，如果二十二年前那场运动政府不是镇压，而是因势利导，让从毛暴政中刚刚痛定思痛过来的中国社会休养生息，逐渐走向开放、自由、民主，那么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政府完全没有必要为了稳定，一二再，再二三地强化军警力量，使稳定社会的费用上升超过军费开支，让执政者每天如同惊弓之鸟，为时时发生的社会事件，可能成为压垮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心惊胆战。其实中共领导人又没有想过，维护社会稳定，民主才是成本最低的稳定方式，这看看西方民主社会就明明白白了。现在政府官员三天二头出国访问，妻女们也都在海外生活了，应该有非常强烈的感受。在民主社会无论何种社会矛盾都会在还没有尖锐化以前，已经在社会的各种功能部门消化了，很难形成恶性事件。虽然百姓对政府不满 的事总会发生，游行示威也时有举行，但这些活动早已有一套程序规划好的，抗议者对政府不满的情绪因着政府给他们相应的生活保障和寻求问题解决的出路，也不会走向极端。在民主社会的抗议者身上完全看不到，中国群体事件中抗议者那种苦大仇深的表情，大都是轻轻松松地把政府骂一通，发泄一下就完了。而政府领导人完全不会对此感到紧张而寢食不安。同样也是轻轻松松的，发表一些不痛不痒的讲话，让议会讨论讨论就完了。下班后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陪陪老婆，带带孩子，出去玩玩。
百姓与官员的那种轻松是民主政治本身产生的社会关系。这样轻松的社会关系如果没有“六四”镇压本来是有可能在中国出现的。如果没有“六四”枪杀，政府与民就不会成为敌对关系，政府也不会背负血债，如果没有“六四”枪杀，三峡大坝就不会执意上马，成为压在国民头上的祸国殃民的工程。“六四枪杀的不仅几条人命，而是官民的良性互动与社会的和谐。当然和谐并不是不可以再创造出来。这些年来中国社会在政治高压下，依然有一种良性的力量，在促使中国出现官民轻松这样的社会关系，刘晓波一些政治异见者以“零八宪章”的形式，我没有敌人这样的政治态度在促成这种关系，艾未未等维权人士为民请命，也在为此努力。但是政府却在千方百计不让这样一种社会关系发生，把白热化的关系再推高熔点，好象唯恐天下不乱。政府把稳定社会的力量当作不稳定的因素，把努力调解社会矛盾的人当作麻烦的制造者抓捕入狱。政府本身应有的功能是调解社会矛盾与冲突，但“六四”枪杀后，中国政府不但失去了政府应有的功能，而且本身成了矛盾与冲突的制造者。政府解决社会问题与冲突的唯一方式，就是枪杀：思想自由枪杀，宗教信仰枪杀，新闻自由枪杀，维权上访枪杀，计划生育枪杀，环境保护也枪杀。对解决任何社会问题都失去了柔性与弹性。“六四”枪杀以来，中国社会就进入各级利益集团制造社会矛盾，在出现群体抗争与个体抗争时，再由军警镇压推高社会矛盾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在这样一个不断推高矛盾的循环之下，中国社会最终将会发生什么，这已经是不言而语了。中东民主革命浪潮席卷，埃及民主革命的胜利，穆巴拉克等执政者们正在被送上审判台。残酷更甚于埃及的中国的统治者们，其结局当是可想而知。但当政者仍然执悟不迷不知道如何避免埃及的覆辙，不知道让自己如何体面地结束专制政治，让自己过上轻松轻松松的生活。面对社会问题，繃着一根筋 ----枪杀，直到自己被枪杀，象罗马尼亚齐奥塞斯科一样。这也是邓小平在“六四”枪杀后，给他的权力接班人指定好的道路。
在纪念“六四”的二十几年里，我常常想，如果没有“六四”的枪杀，该有多好，中国的百姓也好，执政者也好，民不苦，官不累大家都可以轻轻松松地过日子了。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6月04日 首发)
2011年6月5日星期日
六四——现代中国的十字架
作者：陈奎德
历史不是日历。
在日历上，每个日子都无分轩轾，一律平等。然而历史不同，它有所偏爱，它往往青睐一些特殊的时日。翻开史书，我们会发现一些「大写的时日」。人类的命运起伏、歌哭生死，聚焦在这些特殊的时日上，从而赋予了它们以沉甸甸的分量。不能设想，如果没有了纪元前551年(孔子诞生)，没有了纪元12月25日(耶稣诞生)，如果离开了1215年6月15日(英国国王被迫在大宪章上加盖国玺)，离开了1492年10月12日(哥仑布发现新大陆)，离开了1776年7月4日(美国独立宣言发布)，离开了17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狱)，离开了1911年10月10日(中国武昌起义)，离开了1919年5月4日(中国五四运动)……，人类历史将是何等平淡无光、苍白乏味！而正是由于这些时刻，人类才被一束束精神之光骤然照亮，历史才配称为历史，文明才配称为文明，人类才真正成为人类！
1989年6月4日，就是这样一个永垂史册的「大写的日子」。对中国，也对世界。百年中国人的基本诉求和命运，戏剧性地浓缩在天安门那几十天的时空中。那是一个悲怆的历史舞台：近代中国人的悲欢离合、光荣与梦想，生生不已，瞬间破灭，全都凝聚在了天安门的呐喊和六四枪声中。
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不久，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巨变接踵而至：柏林墙倒塌，苏联东欧阵营解体，共产主义失败，东西方冷战在主战场结束。从这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视角衡量六四，它已经在世界史上奠立了转折路标的地位。
六四之后，在中国经济的市场走向上，六四屠城者实际上也在被迫执行天安门亡灵的遗嘱。
然而，在政治上，六四事件的历史裁决被强力封锁而迟迟未至。这也是中国权力垄断，腐败糜烂，鬼魅重重，外交困境，难于融入国际社会的关键所在，是中国真正复兴的基本障碍。
正义是没有替代物的。 「冤案不雪，国难未已」。
又是蛇年了。上一个蛇年的六四之夜却恍如昨日，栩栩如生。一个生肖的回圈逝去，当年在长安街枪声中呱呱坠地的婴儿，如今已是亭亭玉立的中学生了。然而，十二年来，在权力的庙堂，「屠伯们逍遥复逍遥」；十二年来，在天安门上空，冤魂们飘荡复飘荡，怨目不瞑，英灵不散，迄今未能入土安息。人们不禁无语问天，这天底下究竟还有没有公义？
上苍毕竟有眼，屠伯们的清梦也有时而断。在长安街的坦克与血泪的背后，正义在行动。那些导致六四惨案的「黑箱」文件，如今已大量流亡出境，凝结成了沉甸甸的书籍——《中国「六四」真相》(中文版)、《THE TIANANMEN PAPERS(天安门文件)》(英文版)——风行于中国本土之外。一些与六四事件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人们，借《中国「六四」真相》于2001年4月15日发行之机，聚会纽约，回首当日风雨，评说千秋功罪，于是有了我们眼前这本书。
我们曾有过六四学生骨干们的回忆文献，有过知识份子六四行为的回忆文献，还有过工运领袖的六四回忆文献，如今，锁在「黑箱」里的中共当局在六四前后的官方文献，也大部曝光了。这样，六四事件的基本图像就有了一个大体平衡的轮廓。虽然还有无数的细节需要填补修正，无数的说词有待反复验证，但是，框架已经成形，概貌已经浮现，这是可以告慰六四亡灵、告慰天安门母亲们、也告慰全体国人的。
历史的审判是无法逃避的。在最后审判之日，这些文献将化为起诉书，起诉六四血案的主要责任者及其协同者，清偿他们应付的代价。从而讨回历史的正义，医疗民族的创伤，走出冤冤相报的历史回圈，创建一个文明宽容的宪政民主体制，实现中国的真正复兴。
天下没有白流的鲜血。从较长的历史时段考量，不容否认，六四已经进入了我们民族的深层记忆之中。它给这个民族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六四，作为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命运及价值取向的象征符号，已经永恒地篆刻在了中国的历史上，人类的历史上。
自从六四那天的枪声响过之后，中国就不复是原来的那个中国了。我们都是六四之子。中国人都是六四之子。在某种意义上，六四将为这个正在溃烂的民族之精神输入道德感，输入宗教感，输入神圣性的资源。
人们常有天问：在这个人欲横流激烈竞争的现代世界上，曾经延续了五千年中国古文明，危如累卵，如何才能得到救赎？答案是：把六四镶嵌进了中华的灵魂之中，烙刻在神州大地的躯体上。中国复兴的精神资源，理当反求诸己，不假外求。它就在你的眼前，就在你的心中。要想中华文明的精神获得拯救，无须八方寻觅，「上穷碧落下黄泉」；只需从当下做起，从恢复六四的记忆做起，从凭吊六四亡灵做起，从昭雪六四冤案做起。
六四，是中国的十字架，是国人必须背负的十字架。只有由六四的血凝成的十字架高悬在国人的精神天空之上时，才是中国逃过大劫，获得救赎的最后机会。
（本文原为《六四真相大家谈》序言）
历史不是日历。
在日历上，每个日子都无分轩轾，一律平等。然而历史不同，它有所偏爱，它往往青睐一些特殊的时日。翻开史书，我们会发现一些「大写的时日」。人类的命运起伏、歌哭生死，聚焦在这些特殊的时日上，从而赋予了它们以沉甸甸的分量。不能设想，如果没有了纪元前551年(孔子诞生)，没有了纪元12月25日(耶稣诞生)，如果离开了1215年6月15日(英国国王被迫在大宪章上加盖国玺)，离开了1492年10月12日(哥仑布发现新大陆)，离开了1776年7月4日(美国独立宣言发布)，离开了17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狱)，离开了1911年10月10日(中国武昌起义)，离开了1919年5月4日(中国五四运动)……，人类历史将是何等平淡无光、苍白乏味！而正是由于这些时刻，人类才被一束束精神之光骤然照亮，历史才配称为历史，文明才配称为文明，人类才真正成为人类！
1989年6月4日，就是这样一个永垂史册的「大写的日子」。对中国，也对世界。百年中国人的基本诉求和命运，戏剧性地浓缩在天安门那几十天的时空中。那是一个悲怆的历史舞台：近代中国人的悲欢离合、光荣与梦想，生生不已，瞬间破灭，全都凝聚在了天安门的呐喊和六四枪声中。
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不久，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巨变接踵而至：柏林墙倒塌，苏联东欧阵营解体，共产主义失败，东西方冷战在主战场结束。从这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视角衡量六四，它已经在世界史上奠立了转折路标的地位。
六四之后，在中国经济的市场走向上，六四屠城者实际上也在被迫执行天安门亡灵的遗嘱。
然而，在政治上，六四事件的历史裁决被强力封锁而迟迟未至。这也是中国权力垄断，腐败糜烂，鬼魅重重，外交困境，难于融入国际社会的关键所在，是中国真正复兴的基本障碍。
正义是没有替代物的。 「冤案不雪，国难未已」。
又是蛇年了。上一个蛇年的六四之夜却恍如昨日，栩栩如生。一个生肖的回圈逝去，当年在长安街枪声中呱呱坠地的婴儿，如今已是亭亭玉立的中学生了。然而，十二年来，在权力的庙堂，「屠伯们逍遥复逍遥」；十二年来，在天安门上空，冤魂们飘荡复飘荡，怨目不瞑，英灵不散，迄今未能入土安息。人们不禁无语问天，这天底下究竟还有没有公义？
上苍毕竟有眼，屠伯们的清梦也有时而断。在长安街的坦克与血泪的背后，正义在行动。那些导致六四惨案的「黑箱」文件，如今已大量流亡出境，凝结成了沉甸甸的书籍——《中国「六四」真相》(中文版)、《THE TIANANMEN PAPERS(天安门文件)》(英文版)——风行于中国本土之外。一些与六四事件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人们，借《中国「六四」真相》于2001年4月15日发行之机，聚会纽约，回首当日风雨，评说千秋功罪，于是有了我们眼前这本书。
我们曾有过六四学生骨干们的回忆文献，有过知识份子六四行为的回忆文献，还有过工运领袖的六四回忆文献，如今，锁在「黑箱」里的中共当局在六四前后的官方文献，也大部曝光了。这样，六四事件的基本图像就有了一个大体平衡的轮廓。虽然还有无数的细节需要填补修正，无数的说词有待反复验证，但是，框架已经成形，概貌已经浮现，这是可以告慰六四亡灵、告慰天安门母亲们、也告慰全体国人的。
历史的审判是无法逃避的。在最后审判之日，这些文献将化为起诉书，起诉六四血案的主要责任者及其协同者，清偿他们应付的代价。从而讨回历史的正义，医疗民族的创伤，走出冤冤相报的历史回圈，创建一个文明宽容的宪政民主体制，实现中国的真正复兴。
天下没有白流的鲜血。从较长的历史时段考量，不容否认，六四已经进入了我们民族的深层记忆之中。它给这个民族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六四，作为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命运及价值取向的象征符号，已经永恒地篆刻在了中国的历史上，人类的历史上。
自从六四那天的枪声响过之后，中国就不复是原来的那个中国了。我们都是六四之子。中国人都是六四之子。在某种意义上，六四将为这个正在溃烂的民族之精神输入道德感，输入宗教感，输入神圣性的资源。
人们常有天问：在这个人欲横流激烈竞争的现代世界上，曾经延续了五千年中国古文明，危如累卵，如何才能得到救赎？答案是：把六四镶嵌进了中华的灵魂之中，烙刻在神州大地的躯体上。中国复兴的精神资源，理当反求诸己，不假外求。它就在你的眼前，就在你的心中。要想中华文明的精神获得拯救，无须八方寻觅，「上穷碧落下黄泉」；只需从当下做起，从恢复六四的记忆做起，从凭吊六四亡灵做起，从昭雪六四冤案做起。
六四，是中国的十字架，是国人必须背负的十字架。只有由六四的血凝成的十字架高悬在国人的精神天空之上时，才是中国逃过大劫，获得救赎的最后机会。
（本文原为《六四真相大家谈》序言）
订阅：
博文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