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保胜
1989年六四后，北京高校一片肃杀，红色恐怖笼罩在高校的每个角落，辖制着每个老师和学生的心灵。抓捕、审查、处罚、洗脑在“镇压暴乱”的名义下在校园内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于1990年9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时年18岁。进校门后，我们即被强制军训、接受平暴报告团洗脑。然而，真相是掩盖不住的、真理是能穿透谎言的，经过近两年的探索，我终于与一群89精神的继承者们走到了一起，开始在高校内进行多种学生活动。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我们哲学系的蒋培坤、丁子霖教授夫妇。
其实知道蒋培坤老师，应该是更早的时候。当时我们上《马克思主义美学》课，用的教材就是蒋老师撰写的《审美活动论纲》一书。此书写的非常之好，在当时的美学界也很大胆、前卫和新颖。我在上课之先就一口气读完了该书，不仅折服著者的学术水平，更为他的勇气和真诚所打动。因为众所周知，中国的美学界、哲学界乃至所有学术界，一直都以马克思主义为圭臬，马列主义以其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来编造、图解、拼凑甚至强奸美学等学科，其毒害之深、编造之拙劣，有时连讲课的老师都觉得难受和恶心。
虽然当时美学界开始取消所谓的“美是有阶级性”的阶级斗争论，但“美是物质、美是典型事物的典型特征”等唯物主义的陈词滥调还充斥、把持着美学界。而蒋培坤老师的该书不是从物质出发、从客体出发，而是从主体（人）的审美活动、从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交往来探讨美的本质等问题，这就构成了对唯物主义美学的重大颠覆，这在学术上是需要巨大勇气的。正如前不久5月13日华东政法大学张雪忠博士致公开信给中国教育部，呼吁取消中国大学及研究生入学考试“政治”科目以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课程从大学公共必修课程中去除，而遭到可想而知的迫害一样，争取大学内的学术自由，在共产极权国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89后北京高校比较活跃的老师和学生，主要集中在两个学校两个系，北大法律系和人大哲学系。北大法律系袁红冰老师与研究生王仲秋、王家其等人组织了众多“打擦边球”的校园活动，使六四精神继续在北大伸延。人大哲学系学生们则组织了读书社，邀请一些六四后还能活动的自由知识分子进行讲座。我当时是读书社的主要成员。1992年六四，读书社的两个领军人物：人大哲学系研究生廖家安、王胜利，因为在北大校园散发纪念六四的传单而被捕。消息传来、形势非常紧张。有天晚上，北大法律系研究生王仲秋来到我的宿舍，说想与我一起去探望下蒋老师、丁老师。我就与他第一次来到丁老师的家中。
虽然自我加入读书社后就知道了丁老师的事迹，但我一直没有谋面。见到丁老师、蒋老师后，他们问我的年龄，我说是1972年生的，丁老师说：“跟蒋捷连同岁，如果他活着，可能跟你一样大了”。我听出了话里的悲伤和痛苦，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看到与孩子同岁的人，心里要涌起多少揪心的记忆啊。蒋老师在旁边吸着烟，话不多，他对我说蒋捷连当时虽小，但很有学识，是他们高中同学中“精神领袖”式的人物，他为国是操心，尽引来杀身之祸。
“可怜天下父母心”，整个家庭的氛围是悲凉的、低沉的、甚至是催人泪下的。丁老师又带我到了一个小房间，这个小小的空间就是他们儿子蒋捷连的灵堂。中央放着蒋捷连的遗像和一些纪念物品，空间虽小，但非常肃穆，我和王仲秋在遗像鞠躬并默哀几分钟。我心中非常悲痛，这个跟我同岁的年轻人，来不及展示凌云壮志、来不及实现“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就被残暴的法西斯军队夺取了年轻的生命。但他的血不会白流，他的同龄人们一定会完成他的遗志。
在丁老师家里我也看到了近代著名学者丁文江先生的画像，当时才知道丁文江先生原来是丁老师的伯父。我看着丁文江先生的画像心中非常感慨：丁老师、蒋老师都是非常有涵养和学识的学者，如果不是中共的专制，他们完全可以专心治学、教书育人的。但家仇国恨，竟一夜之间临到他们头上，使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也不得不为人权而抗争，也不得不与国保、特务们天天打交道。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宿命，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
临别的时候，丁老师、蒋老师一再叮嘱我们保重自己、要谨慎、避免无谓的牺牲。我们知道二老的善意，但我们已经下定决心要与中共斗争到底，牺牲与否已经无所谓了。其实这种牺牲和勇气，也正是在二老身上体现出来。其实在1989年六四后，敢出来与暴政抗衡，这个勇气是非凡的，因为整个大气候不像1980年代那样松动和宽容，大气候反而是进步势力似乎被斩尽杀绝、反对势力掌控一切。在这样的氛围下，在1991年四、五月份，丁老师与其他天安门母亲一起，通过外媒向全世界公布中国六四屠城杀人的真相；1993年6月，她们在联合国人权大会公布58位六四死难者名单。。。。。。这一切，需要的是勇气和牺牲。丁老师夫妇为此失去了高校的讲台、几乎为此失去公职，每年承受着国保公安无数次的跟踪、骚扰和迫害，这都是需要巨大的牺牲精神的。
之后，我与李海、其他高校同学又见了丁老师、蒋老师几次面。1993年六四，我因印制和穿戴纪念六四的文化衫被抓捕一个月，出来后继续让我念书。一天晚上我又到丁老师家中，丁老师对我被抓捕非常关心，问我在看守所有没有受苦。蒋老师笑着说：“最近听说系里开了对我的批斗会，说我蒋培坤很反动，甚至教出来的四个学生都是罪犯，其实我真正教过的是廖家安、王胜利、薛平三个研究生，他们把你也算成是我教出来的罪犯学生了，呵呵。”我听了这话感到非常荣幸，因为能作为蒋老师、丁老师不仅是名义上，而且是实质上的学生，是何等光荣的事情。二老又规劝我以学业为重，保重实力为首要。
但当时我们被89一代的牺牲精神所激励，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我在1994年到深圳进行工人维权运动，被捕后判刑三年半。1998年我出狱到北京后，再一次的来到丁老师家中。二老显得比以前苍老很多，但他们斗志不减，已经全身心扑在天安门母亲运动和促进中国民主自由的运动中了。他们对我非常关心，问是否想出国，我说暂时不想。他们劝我在北京先解决生活问题，徐图发展。他们也说他们现在每天准备随时坐牢，一切都已经无所谓了。我为他们近10年来的不屈抗争精神所折服。
之后，我虽然被公安多次骚扰、遣返老家，但终于在北京成家立业，并在国内家庭教会界形成了一定影响，2008年奥运前后，由于国保的多次骚扰，我和全家借到美国读神学院的机会逃离中国。在美国，我经常看到有关蒋老师、丁老师的新闻和事迹，今年六四，又看到中共当局无理软禁丁老师，丁老师指责“他们真是太卑鄙了！” “共产党疯了”。在对中共当局的暴行义愤填膺的同时，我也深深敬佩丁老师、蒋老师20年来在抗争第一线坚韧不屈的斗争，他们的不屈精神，将激励着我们这些学生、晚辈，把中国民主自由事业进行到底；他们的牺牲奉献，也将激励海内外的华人为六四先烈的未尽事业作出更大的奉献和付出。正如天安门母亲运动已经成为中国民主运动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一样，丁子霖、蒋培坤老师连同他们的儿子蒋捷连的名字，也必将因他们的勇气、付出和牺牲，而永载史册、让后人铭记不忘。
——《纵览中国》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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