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侠义精神和未来民主抗争模式

—— 在纽约《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与中国当代民主革命-纪念“六四”二十二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
作者：韩连潮

各位好，我今天发言的主要内容是回顾辛亥革命中的侠义精神，及其特殊的斗争方式，探索未来民主抗争模式。

大家知道，侠义精神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几千年来，侠客义士们舍身取义，为民除暴，替天行道，伸张正义， 平人间不平事，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侠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粹，是华夏的灵魂。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正是承传和发扬光大这种精神的一个独特的群体。

侠义精神在辛亥革命中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即：参与者不再是飞檐走壁的武林高手，而是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受过良好教育的斯文人，其中不少人是留学生和基督信徒。他们将传统任侠基于个人恩怨的仇杀，转化升华为民族大义和爱国主义的斗争，视死如归，前赴后继，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出了悲壮英雄的一幕。

从广义上说，辛亥革命的参与者都属于任侠的范畴。从狭义上说，辛亥革命任侠是指那些以专以政治暗杀为特殊抗争手段的人士。其代表人物有孙中山、黄兴、史坚如，吴樾、蔡元培、陈独秀、汪精卫、徐锡鳞、秋瑾、温生才等人。

新侠义精神的首倡者是谭嗣同，他在国势日下的情况下，力倡全民发扬勇敢无畏侠义之精神和尚武之风气，以此废除专制，振兴民族雄风。第一个实践新任侠精神的是史坚如，他是一位体弱多病、貌若处女、举止文静的富家子弟，但是为了唤醒民众，鼓舞士气，他义无反顾，于1900年挖地道，埋炸药，谋刺清两广总督德寿。就义前壮言：中国专制如千年破屋，必须彻底推翻！另一位将新任侠精神付诸行动的是吴樾，他极力主张用政治暗杀手段，行为天下除害之大义，为同胞复九世之仇，他誓言一“宁牺牲一己之肉体。。。化一我为千万我，前者仆而后者继，不杀不休，不尽不止。1905年，吴樾炸杀清朝五大臣，其侠义壮举，极大地震撼了清廷，让贪官污吏们惶惶不可终日。还有一位新侠徐锡麟，他于1907年射杀巡抚恩铭。被捕后审问时问他为何杀厚待于他的抚台。徐答，抚台厚我系属个人私恩，我杀抚台是排清公理，为同党报仇。女侠秋瑾也是可歌可泣侠义肝胆的光复英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汪兆铭和陈璧君。在孙中山先后发动了八次武装起义失败之后，梁启超批评革命党领袖们，躲在海外，唆使别人送死，称他们为“远距离革命家”。为“振奋天下人之心”，回击梁的讥讽，汪决定自己当人肉炸弹，与摄政王载沣同归于尽，以生命之薪来煮熟革命之饭。他的恋人陈璧君执意和他同生共死。有人对陈说你有英国护照，当然不怕死，因为英国人会在关键时刻救你。陈璧君当即拿出英国护照撕成碎片。汪兆铭等人的壮举维护了革命党的团结，挽救了辛亥革命。无论他后来如何，青年汪精卫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侠骨英风令人钦佩。

与当今恐怖组织以及早期犹太复国主义暴力活动不同的是，辛亥革命的侠士们专以罪大恶极的独裁者慈禧、载沣等人为目标，以有限的暴力来唤醒人民大众，而不是伤害无辜，制造恐怖。其目的也不是消灭少数独裁者的肉体，而是推翻专制暴政，建立共和。

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他们的历史作用和地位，对未来的中国民主运动和社会变革将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我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下，辛亥任侠面对强大专制恐怖机器，采取的有限的激烈做法有助于消除人民对专制的恐惧，唤醒人民，鼓舞士气，加速满清帝国的灭亡，为建立共和立下汗马功劳。其荡荡侠风，千古流芳。

当今中国在中共独裁政权的统治下，社会的不公、腐败和堕落的程度，要远甚于晚清帝国，然而侠义精神却已荡然无存。究其缘故，我以为是中共多年实行极端恐怖政策，和近年来在精神道德上腐蚀麻痹人民所致。我衷心地希望告别革命，尤其是告别暴力革命。但是革命的因素，因为中共专制的暴戾，不仅存在，而且日益增多。

中共独裁政权看上去经济繁荣，军力强大，国势逼人，茉莉花革命在中国的开放好像是天方夜谭，可望而不可即。的确，中共从1989年以来大大加强了其对人民的专制监控能力，每年的维稳经费已超过其军费开支，仅在北京市警察就多达五、六万人，其中，国保政治警察超过了一万人之多，对人民层层监控，实行全面专政。其控制手段之严密和残酷，已经超过了历代的统治阶级包括纳粹德国。

但是，这样的惊慌失措恰恰说明，中共内心的虚弱，他们没有安全威，对其前途没有信心，不仅如此，他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其所谓执政的合法性已经受到人民的严重挑战；知道它们的堕落和腐败极大地加深了官民之间，贫富之间，民族之间等矛盾。在适当的条件下这些矛盾随时可能引发更大的社会动荡和革命风暴。然而，中共的对策不是改恶从善，尽快启动政革，而是加强打压和收买，企图将任何变革的努力扼杀在萌芽状态。但是，体制的弊端靠暴力金钱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的。暴力打压只能激化矛值，金钱收买也只是权宜之计。在此情况下，社会失控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全国性茉莉花革命到来只是时间问题。

这是因为普世价值已深入人心，广为接受。普世价值之所以被普遍认同，是因为它是天赋的、先进的、人类共有的价值观，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最高境界，反映了人类发展的历史潮流。独裁者可以愚民一时，但在当今世界信息民主化的现状下，长期和永远愚民几乎是不可能的。阿拉伯之春就是明证。

中共愚民的方式之一是鼓吹变政和革命只会带来动乱，稳定压倒一切。但是，纵观历史，中共统治六十年来，每一次动乱折腾，都是他们自己一手制造的。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难以言喻。反观被中共称之为动乱的89民运，那一段北京的社会秩序是历史最好时期，连小偷都罢偷，改邪归正。

中共要逆历史潮流而动，一定会被人民唾弃。虽然中国官僚权贵才集团乱象丛生，败象已定，但是他们不会主动地还权于民，还政于民，还产于民；他们一定会动用一切资源做困兽之斗，给人民造成更大的伤害。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抗争呢？

我认为，末来民主抗争的成功取决于我们能否继承发扬辛亥革命仁人志士的侠义精神，无畏无惧，用我们的行动来消除人民的恐惧，以公民力量战胜专制。这要求我们在未来抗争的模式应当是强势的，对抗性的，多样性的，同时又是理性的，非盲动的。从战略上，我们的抗争模式应当是全国全民全面的不服从，不合作，不守法，不纳税，不上工；从策略上，我们应当将目标放在惩治、”明杀＂那些恶罪大恶极的人权施暴者。不是在肉体上消灭这些恶人，而是在国内国外将他们爆料搞臭，追究他的个人的反人类罪行的国际法律责任，让国际社会冰结这些人直接和间接控制的财产，禁止他们旅行，让他们声名狼籍。通过重点打击恶人恶行，消除人民对中共专制的恐惧，全民一起抗争，实现中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

海外应该建立一个中国中国人权联合阵线，将资源和人力合起来，用一个声音在国际上寻求对国内人民的支持。联合阵线可以做如下事情：在联合国第三委员会和大会推动通过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决议案，发起参与将中国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中驱逐出去的运动。要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建立调查中国人权状况的特殊机制，全面调查审核中国的人权记录，把人权施暴者具体化、个人化，游说民主国家对他们进行制裁。我希望明天有机会与各位进一步讨论抗争模式。

最后，让我用辛亥革命新侠温生才的话来结束我的发言，并与各位共勉。温烈士在广州街头被斩首前大声疾呼：“近日我代同胞复仇，同胞务须发奋做人才好。”我希望我们13亿同胞不要辜负他的期望，要做人，做顶天立地的人，不当奴才。

谢谢大家。

——《纵览中国》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