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枪杀并没有带来社会稳定 恰恰相反

陈维健

今年是“六四”二十二周年，一个呱呱落地的婴儿，已经是一个年轻人了。二十多年来，官方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谬论，“六四”镇压，给中国带来了社会发展必须的稳定。我们先撇开以年轻学子的生命，作为稳定的代价在道义上的问题，即从社会稳定上来说也没有达到目的。越演越烈的社会动荡，层出不穷的血腥事件说明“六四”枪杀，不但没有带来社会稳定，而是恰恰相反。

每年“六四”纪念日，总是给我们一次对“六四”运动的反思，而每一年的反思都会有大量的社会事件来为反思佐证。比如今年仅半年的时间从乐清钱运会到内蒙莫日根维权被害事件，再到抚州访民钱明奇制造政府大楼汽车爆炸案，可见社会矛盾已经白热化，官民对立已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三峡大坝给国家与百姓带来的灾难日趋严重，政府领导人都 开始纷纷推卸责任，撇清关系。而这些社会矛盾生态灾难，如果二十二年前那场运动政府不是镇压，而是因势利导，让从毛暴政中刚刚痛定思痛过来的中国社会休养生息，逐渐走向开放、自由、民主，那么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政府完全没有必要为了稳定，一二再，再二三地强化军警力量，使稳定社会的费用上升超过军费开支，让执政者每天如同惊弓之鸟，为时时发生的社会事件，可能成为压垮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心惊胆战。其实中共领导人又没有想过，维护社会稳定，民主才是成本最低的稳定方式，这看看西方民主社会就明明白白了。现在政府官员三天二头出国访问，妻女们也都在海外生活了，应该有非常强烈的感受。在民主社会无论何种社会矛盾都会在还没有尖锐化以前，已经在社会的各种功能部门消化了，很难形成恶性事件。虽然百姓对政府不满 的事总会发生，游行示威也时有举行，但这些活动早已有一套程序规划好的，抗议者对政府不满的情绪因着政府给他们相应的生活保障和寻求问题解决的出路，也不会走向极端。在民主社会的抗议者身上完全看不到，中国群体事件中抗议者那种苦大仇深的表情，大都是轻轻松松地把政府骂一通，发泄一下就完了。而政府领导人完全不会对此感到紧张而寢食不安。同样也是轻轻松松的，发表一些不痛不痒的讲话，让议会讨论讨论就完了。下班后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陪陪老婆，带带孩子，出去玩玩。

百姓与官员的那种轻松是民主政治本身产生的社会关系。这样轻松的社会关系如果没有“六四”镇压本来是有可能在中国出现的。如果没有“六四”枪杀，政府与民就不会成为敌对关系，政府也不会背负血债，如果没有“六四”枪杀，三峡大坝就不会执意上马，成为压在国民头上的祸国殃民的工程。“六四枪杀的不仅几条人命，而是官民的良性互动与社会的和谐。当然和谐并不是不可以再创造出来。这些年来中国社会在政治高压下，依然有一种良性的力量，在促使中国出现官民轻松这样的社会关系，刘晓波一些政治异见者以“零八宪章”的形式，我没有敌人这样的政治态度在促成这种关系，艾未未等维权人士为民请命，也在为此努力。但是政府却在千方百计不让这样一种社会关系发生，把白热化的关系再推高熔点，好象唯恐天下不乱。政府把稳定社会的力量当作不稳定的因素，把努力调解社会矛盾的人当作麻烦的制造者抓捕入狱。政府本身应有的功能是调解社会矛盾与冲突，但“六四”枪杀后，中国政府不但失去了政府应有的功能，而且本身成了矛盾与冲突的制造者。政府解决社会问题与冲突的唯一方式，就是枪杀：思想自由枪杀，宗教信仰枪杀，新闻自由枪杀，维权上访枪杀，计划生育枪杀，环境保护也枪杀。对解决任何社会问题都失去了柔性与弹性。“六四”枪杀以来，中国社会就进入各级利益集团制造社会矛盾，在出现群体抗争与个体抗争时，再由军警镇压推高社会矛盾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在这样一个不断推高矛盾的循环之下，中国社会最终将会发生什么，这已经是不言而语了。中东民主革命浪潮席卷，埃及民主革命的胜利，穆巴拉克等执政者们正在被送上审判台。残酷更甚于埃及的中国的统治者们，其结局当是可想而知。但当政者仍然执悟不迷不知道如何避免埃及的覆辙，不知道让自己如何体面地结束专制政治，让自己过上轻松轻松松的生活。面对社会问题，繃着一根筋 ----枪杀，直到自己被枪杀，象罗马尼亚齐奥塞斯科一样。这也是邓小平在“六四”枪杀后，给他的权力接班人指定好的道路。

在纪念“六四”的二十几年里，我常常想，如果没有“六四”的枪杀，该有多好，中国的百姓也好，执政者也好，民不苦，官不累大家都可以轻轻松松地过日子了。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6月04日 首发)